报道摄影，需要时间、需要知识、需要坚韧

陈小波　刊发时间：2010-05-19 15:23:03　来源： [字体：大中小]

我在职业上的幸运就是因为我刚大学毕业就得到一个符合我天性的工作-----新华社对外摄影报道编辑。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自己的工作，因为报道摄影让我远离喧嚣也让我兴致勃勃，让我目光如炬也让我沉着平易，让我与任何一个人群都能够深刻交往也让我的生活永远与众不同。

报道摄影----20世纪最有趣的摄影成果

报道摄影被称为是20世纪人类最有趣的摄影成果。报道摄影有别于新闻照片、更不是艺术创造。报道摄影是用几张、几十张甚至几百张照片以及一篇完整的文字围绕一个主题所作的报道。

《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对报道摄影做了这样的界定：

“报道摄影的本质应当是用照片去构成故事——文字应当追随由照片构成的发展线索，而不是相反。”

“报道摄影的实质就是真实地，形象地，令人信服地去描述一个故事。”

“报道摄影更侧重于事件的影响和意义。”

　比如一场地震来临，新闻记者只需以最快速度拍摄到地震本身。报道摄影者则要在地震发生之后追究地震形成原因、地震对一个地区甚至周边地区造成的持续影响加上对专家学者的深入访谈；

关于钻石，新闻记者只需拍摄模特戴在颈脖上的美丽亮相。报道摄影者则需要到最偏僻和艰苦的地方找寻源头：矿在什么地方、哪些劳动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开采、又是哪些劳动者制作钻石，这个过程要历经多少艰难直到带到美人颈脖上的那一瞬。

报道摄影可以拍摄一个地方也可以拍摄一个人，可以记录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可以怀抱使命，用自己的拍摄影响国家律法的制定；没人阻挡你跋山涉水去那遥远的地方记录其他民族变迁和种族消失；每天在自己眼皮底下拍摄妙趣真情、世道人心的摄影者也一样令人尊重。

优秀的报道摄影通过纪录客观现实演变的过程，成为一部部人类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成为文献，它的作用是让将来的人看到今天人们的生存经历、行为以及情绪。

以报道摄影著称的美国《生活》杂志在1936年10月创刊时就提出这样的宗旨：“观察生活，观察事件，目击伟大的事件，注视穷人的面孔和骄傲者的姿态，观察新奇事物，机器、行动，丛林和月亮上的影子，观察男人的工作，他们的绘画，高层建筑，和他们的创造，观察视窗里之外的世界，和隐藏在隔壁和房间里的事物，危险而不可接近的事物，记录男人爱的女人和他们的孩子，观察并从中得到乐趣，体验并得到教益。”

从事报道摄影编辑工作20年，我不断地重温这段话。我坚信一百年之后报道摄影的题材也不过如此，但是它看上去那么简单而又那么难以做到。

在每个微笑背后发现故事

云南中甸以它深秋特有的温厚目光迎接了摄影记者王长山和我，我们感觉着慢下来的快乐。大脑中以前活跃的部分安静了下来，而以往安静的部分却活跃了起来。

在慢的节奏里，我触觉灵敏，在稍纵即失中牢牢抓住，进而发现。

因为寒冷，香格里拉大商店的上午几乎没有顾客，一个背着小孩的藏族女人在买东西。她看上去端庄高贵。

我上前问好并多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她回答：“我叫次仁卓玛，我是藏医。”卓玛指了一下身边站着的男性：“这是我丈夫，他也是藏医。我的爸爸也是藏医，他还是一位活佛。”

这正是我寻找了好久的题材：藏医学。令我更高兴的是：我一下还遇到两代藏医！

卓玛的父亲是在滇、川、藏交界的“大香格里拉”地区最有名气的老藏医柏玛丹增，而他的藏医女婿洛桑次仁是迪庆州藏医院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本科生。

我和王长山用几天时间穿梭在藏医院和藏医家中，更多的病人是走了很远的路专门到老藏医家中求医求药的。医生兼活佛的岳父在看病过程中，学过藏医也接触过中医、西医的女婿专注地看着岳父亦法术亦医术的治疗过程。我们的报道《藏医翁婿》，讲述的正是两代优秀藏医之间微妙的差异，以及如何演绎着今日藏医传承的故事。

还是在中甸，我们在建塘古镇行走，随手推开一幢气派古朴老屋的大门。这个老屋建筑面积五六百平方米。一个二百平米的藏式客厅和几米之外的一个洋溢现代气息的新房在同时出现在这幢老屋中。我断定这里埋藏着我需要的故事。于是马上到乡间的一个集会上把女主人比那达找来，这个家族的故事果然在寻常间却惊心动魄------这是一个在解放前当地最大土司的家。40多年的寒暑与悲怆，老屋数次被没收，在家中，几代男性支撑不住纷纷倒下的时候，62岁比那达一声不吭地站立着，承担了所有该来不该来的灾难，并以凛然不能侵犯的坚强与付出撑起了这个大家族并让它再度繁荣。我们用二十余张照片和四千字篇幅完成的《在有100年祖屋里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说的虽是一个大家族100年来的悲喜苦乐，但折射出的恰是这个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史。

后来，有当地官员问我，是谁带我们发现藏医和土司后代这两个有价值的报道题材时，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们在路上相遇。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习惯拿着已经发表过的报纸按图索骥，或者拿着固定的题目去寻找我需要的报道题材了。出发前，我尽可能读到有关当地的文字--------历史、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面不一而足。到了那里，用眼、用耳、用脚、用所有的感官重新建构对此地的认知，我还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好奇与追问。

就在云南的那一路，我们还在在泸沽湖旁的一个咖啡馆遇到在这里居住三年之久研究摩梭文化的香港社会学家周华山，在丽江街头遇到法国民族学者柔爱勒……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报道给予了意外的帮助。而与两位学者的相遇同样没有事先预兆，只是凭感觉，上前去问好并且诚恳交谈。

历史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人生比小说好看的多。在中国的西部行走，当你向一个远远走来的人微笑时，对方一定盯着你的眼睛对你报以更真诚的微笑。然后你走向前去，与之交流。相信吧，这些人的血肉人生就是珍贵的人类遗产，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带出我们报道所需要的那个地区的变革脉络。

与其说我庆幸自己拥有发现的能力，倒不如说我有遭遇的机缘。那些金子一样品质的人被深藏，那些偶然相遇的人没有繁华衣裳，不带璀璨泪影，他们比我更深刻更节制也更热爱生活。雪夜浮动暗香，那些影子常来。认识他们，于我，早已不仅是报道的意义。

像孩子般惊喜地活在世界上

俄国白银时代卓越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1908年写下《只读孩子们的书》：

“只读孩子们的书，只珍重

孩子们的思想，扔掉

那成熟的一套，

自深深的忧愁中站起来……”

2001年夏天，和艾尼瓦尔、宋立东一起走到了南疆的阿图什，我们的目的地是和田，在阿图什只是路过歇脚。

40多度的天气把我们热得晕头晕脑。而一进阿图什地界看到的一个景象让我顿时来了精神：大漠边、绿荫下、维族人宽大的院落里，我们所见到的阿图什男孩几乎都在玩足球。他们全穿着运动服，而且穿法特别，一拨一拨的，全是世界著名球队的服装。兰色：法国；黄色：巴西；绿色：尼日利亚；蓝白相间：阿根廷、、、、、更叫我忍俊不禁的是，每个颜色的服装背后的号是一致的，那个号码就是这个队最出色的球星的号码。

是7岁的哈木拉提让我决定拍摄一组关于阿图什的男孩与足球的故事。哈木拉提穿着罗那尔多的9号队服，他基本上是板凳队员，练球有他，卖力极了，比赛却永远没他什么份儿。他脸上严峻坚毅的表情打动了我们，他代表着所有喜欢足球的阿图什孩子。再多加询问，原来，100年前，阿图什农民足球队和在这里的英国驻军赛过足球，结果农民队赢了。足球的传统从此在这个贫困的地区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这个地区常有杰出的足球少年入选国家参加比赛。这里孩子最常说的话是：“妈妈，你让我去踢球，我回来帮你干活。”

我们决定在阿图什停下来，追寻足球历史，寻找光影、动感、细节、片段、气氛、关系、、、、、、维族摄影记者艾尼瓦尔为《妈妈，不要阻止我成为维族的罗那尔多！》拍摄。他蹲着、跪着甚至趴着拍摄衣衫湿透却浑然不觉。阿图什的孩子们告诉我们：全身心地爱一件事情多么美妙，这爱让他们身处僻壤，却天天与世界对话。

我是那样的饱满！饱满地像南疆孩子风吹日晒的脸。我庆幸自己在边地行走时，感觉和灵性没有被物质生活全然压碎，庆幸自己还能释放自己的思想、心灵，充满乐趣地去看。

我知道只有像孩子般惊喜地活在世界上，我才永远不会对出乎意料的时空反转无动于衷。

不要停下来，跟着拉姆继续走啊！

1999年的冬天，在拉萨八角街上，我和摄影记者王雷在一间小发廊里看到拉姆动人的眼睛。我们得知八岁的拉姆来自阿里，爸爸妈妈带她来拉萨朝拜。编辑记者不约而同当下决定拍摄《拉姆来到拉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跟着拉姆，拍下她有生以来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洗头，第一次到布达拉宫广场，第一次逛商店看到玩具，第一次坐小汽车、第一次朝拜……

几天过去，妈妈说，拉姆做梦梦到她放的那400多只羊了，她想回家了。

我们拍到最后一个镜头：拉姆在结了冰的井台上帮房东洗几十只碗，她的手指冻的通红。王雷心疼拉姆，快门按不下去了……

第二天，拉姆和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回去了。他们走的很早，我们没有去送。

下午我就开始后悔，和王雷说：“我们其实应该跟着拉姆再继续走啊！我们应该和拉姆一同乘车，一同回到家乡，我们会看到拉姆与羊群的关系，与家乡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相信在那个小小人儿身上会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我们会找到她与自然、与人、与动物最本质的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探求，一个拉姆的故事完全可以呈现“一棵枝繁叶貌的树”。

2000年夏季，我和摄影记者刘海峰、朱祥偶遇青海民和县“纳顿”。这是土族庆贺丰收的节日。从农历7月至9月，从麦子成熟最早的下川开始，一村接一村，一天又一天，渐次向中川和上川转移。庆贺收割的人群如潮水般从东涌向西，一路歌舞，一路缅怀祖先敬拜神灵，一路向自然致敬。

8乡100个村庄啊，我们只跟着走了两个村庄，游吟诗人对远古历史的反复吟唱还没有听完，我们就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

我们常常为我们的过失找出种种借口。“收成不好怪天气”。当故事讲不好时我们常说的是时间不够！因为自己的浪费和匆忙，我们在这个风情万种的世界上，错过多少隽永时刻。

报道的路途上曾太有多这样的遗憾：

好多题材其实被我们刚刚讲了个开头；

好好的故事被我们讲的丢三落四，顾头顾不了尾；

有的题材到了最后，才发现我们刚开始时就把梯子放错了地方，要改变河流的方向已经不可能；

还有好多干脆就是拍砸了……

仅从报道的意义上讲，时间给报道摄影以足够回报：哪怕多呆一天，多呆一个小时！

说出故事全貌，而不只是美丽与猎奇的那部分

泸沽湖旁边，牛粪味道、草药味道、暖烘烘的阳光味道、火塘边的味道混在一起。

母系社会，当人们健康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时，情爱是多么美妙！

可摩梭人的故事被太多的人讲错了，讲变味了。研究摩梭文化的周华山建议我们离开湖边，向山的深处走去。在那里，火塘文化和害羞文化交织，那里的摩梭人还存留原本的形态。周华山给我们介绍采访老土司的后代，他和自己的妹妹生活在一起，做过马帮，走婚。

老人正在自家山后的小树林里完成社会学家的作业-----在写字本上写自己知道的家族历史和自己的故事。

说出故事全貌，而不只是美丽与猎奇的那部分。摄影师要为历史工作，照片要诚实，诚实的照片才是人类生活的永久的遗产。

摄影者记录西藏人生存状态的照片太多是静态和表面的，喇嘛、女人、孩子、牛羊，把人也当成物来拍，像雕塑一样美却没有生命，徒具异地风味却了无内在意义。

1999年隆冬，我和觉果、沈桥来到藏北，怀着对这片土地真正尊重的心情，到这美丽的背后，走向荒凉万里的深处静静地徘徊、驻足。我们决定我们离开公路、离开旅店，离开烧着牛粪的热乎乎的房屋，到离藏人最近的地方。在念青唐古拉山脚下的一户牧民家中，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了《远离死亡线，不再是藏北草原冬天的神话》。凌晨4、5点，在零下20度的户外，觉果和沈桥拍摄了牧民驱赶牦牛赶赴草场、牧人的妻子贡嘎到山泉背水、烧制酥油茶的镜头，回到帐篷，两位摄影记者冻得说不出话了。

虽然我们远没有真正走进藏人的心灵------藏人的生命哲学古老而深奥-----虽然记录下的可能只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也让这户牧民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态度：尊重他们并让他们知晓，善意而不牵强。

那么我们说出故事的全貌了吗？没有！我们永远做不到。我只能说：我们一直尽力让人近距离地看到事情的真实面目和不为人知的多样性。

拒绝拍摄明信片里的宏村

在黄山脚下的宏村西递的几天中，我每天都会早早起来，赶在游人到来之前，行走于细长的古巷。我仰头凝望：古人的智慧藏而不露，谁知道他们把更多智慧埋在了哪里？是在村庄的某个角落还是在阡陌田畴之间？抑或就在那“积德不倾择交不败，读书不贱守田不饥”、“两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牌匾后面？太阳一出来，密密麻麻的人群将挤满池塘和窄巷，那情景真令我担忧，我害怕古人收回她的智慧，让古村落变成废墟。永远消失。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的1972年，黄山脚下的西递宏村依然沉睡着。代代享受古人智慧的村民哪里能想到，先人将再次给他们带来幸运——2000年11月，西递宏村作为皖南古村落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4届主席团对它们做出的评价是：古老文明的历史见证；传统特色建筑的典型作品；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

“往往申报成功之时就是遗产破坏之日。申报遗产并非促进保护和发展的惟一选择。” 从加入《保护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公约》那天起，中国人怎么照看自己的家传遗产，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家务事”。

每次报道仅存的一点点自然遗产，我们的能量和心力在这时间显的那么微弱。我一方面想让这些宝藏为更多的人知道，又希望这些我们一心认为淳朴善良的好地方能长存历史间。

我和王雷为拒绝拍摄把宏村西递拍成美丽明信片而伤脑筋。我们寻找那些不为人瞩目的光影和角落，让我们的照片深藏一份与过去的联系，我们还要传达忧虑，拍出古村落的不堪重负，减少更多的蜂拥而至。

我们去听专家讲课，中山大学教授、旅游规划专家保继刚博士正给镇上的干部讲课。面对不可回避的商业化问题，在世界各地游走的保继刚用村干部们能听懂的语言陈诉着自己“学者的愿望”：提升村民的行为，使淳朴的民风跳过惟利是图直接到达理性。

除了热爱，我们还该具备什么素质

1999年冬天，我和摄影记者觉果、沈桥奉命去报道西藏日喀则地区有名的勤劳致富五兄弟。

路上，我按照一贯的套路策划着这个报道。去到实地一看：一个巨大的院落虽豪华却凌乱不堪，院里有个女人不停地忙碌着。这个只有40多岁的妇女面容憔悴，已经累弯了腰。她不仅不和我说话而且还不停躲闪我的目光。经旁人暗示，这家五兄弟同娶了一个女人。我傻了眼，以往所有的工作经验在这里不管用了，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开始我们的采访。

这家的大儿子、一个在拉萨读大专的19岁的青年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不会理解我们的生活。也是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一位70岁美国人类学家在他家住了一年，刚刚离开。他的计划是：拍一部记录片，写一部人类学专著。

我们悻悻而归，一路无语。

我深知这是一个极具人类学价值的报道，它有着我们求之不得的内涵和深度。但仅仅用记者的视角和摄影者的视角是根本不能完成的，我现有的知识完全无法把握这样的题材。面对这样的题材，我们需要知识，需要时间。

1995年，摄影者凯瑞.温斯基开始关于棉花的报道。走前，他阅读了65本书，进行了160次交涉，旅程上，他需要在11个国家落脚。

2001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委任了五位杰出摄影师担任“驻会摄影师”。出生于日本美军海军基地的凯伦.卡斯茂斯是其中唯一女性。无论科学、文化、经济与地理，任何不同题材的拍摄任务都难不倒她。小时侯经常从一个基地到另一个基地的生活背景养成了她对迁徙、追寻的观念以及体验不同文化的向往。在密植根大学，她获得了人类学与宗教学学位。1984年起，她为国家地理杂志20篇重要篇章摄影，其中包括辐射对全球的影响、日本社会中的妇女、检验日本在亚洲的角色等主题。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报道摄影者已经不是纯粹的摄影者，他们是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野生生物学家，甚至我们从未听过的学科：洞穴探险家、地衣学家、、、、、、

一个报道摄影编辑和摄影者必须与各式各样的文化接触融合，与专家交朋友，读专业书籍，专业知识大大拓展单纯的故事。

报道摄影的成功取决于摄影者的素质，而这素质来自于摄影者的常识、学识和见识。如果仅仅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我们的视点只能是一个普通的记者的视点。除了强调摄影者在场给不了别人更多的东西。我们更需要拥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广阔、人文内涵、明辨是非、对人间苦乐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曾和数十位新华社优秀的摄影记者奔波于道

二战期间，在前线的法新社记者这样抱怨图片编辑：“我们在浴血的时候，编辑在做什么？她们在巴黎街头穿着时装、晒着太阳，喝着咖啡，和男朋友谈着那些不着四六的编辑理念、、、、、、”

我庆幸我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时间能与另外一群人聚在一起，奔波于道，奋战于野，共同完成我们的报道。

在一个报道中，我的角色通常是：决定选题，策划报道方案，完成文字采访，选择照片。另外，在记者工作的时候最好为记者背包。

我曾经和数十位新华社优秀的摄影记者跋涉-------丁峻、孙忠靖、金勖琪、王精业、韩居策、徐彭、于杰、王建民、武斌、陈燮、沈桥、觉果、土登、王岩、刘海峰、王雷、陶明、王颂、艾尼瓦尔、朱祥、王长山、宋立东、、、、、、因着这种行走，他们中间，很多人成为我终生的友人。

我们朝夕相处，坚定行走；我们离群索居，诚实劳动。每次长途跋涉，其结果绝非寻找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而是寻找与之关联的内外知识的相遇。

报道摄影决定需要长时间隐逸的劳动。没有很多人和你在一起。点着蜡烛、煤油灯的夜晚是何等安静也是何等孤独。“寂寞的要命！如果你不喜欢独处的话。”在夜幕中，我知道我们的报道会引领着很多人和我们一起身临其境。如拜占廷所言：心眼所见，水难磨灭。

我在300万张新华社照片档案中流连忘返。从战争年代起，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杰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记录着客观演变的过程。他们的照片除了当时的新闻意义，现在看来更具有历史纪年的价值。这些照片将除去时间痕迹，成为“卓越的人类文献。”

我们这一代摄影者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我们究竟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