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约翰·汤姆森辗转来到福州，并沿闽江
逆流而上拍摄，于1972年在英国出版了摄影画册《福州和闽江》（Foochow
and the Min
River）。这不仅是他第一本有关中国的画册，也选入了《摄影画册史》最重要的100本摄影画册。由于《福州和闽江》一书，在汤姆森以后的近百年里，闽江在国外摄影人眼中一直是中国
"最美丽最适合拍照的河"，闽江流域也是外国摄影师拍摄最多的地域之一，其中不乏著名的国际摄影大家。
约翰?汤姆森
de
"福州与闽江"
中国特稿社 何姗 编译
1837年，汤姆森出生在爱丁堡一个富裕的烟草商家庭，这使他能够在被誉为北方雅典的城市接受高质量的初级和高级教育，他横跨地理学、植物学、人种学、历史学、化学、微型摄影的广泛兴趣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培养。汤姆森的少年时期正是摄影技术频繁出现重大革新的年代。
爱丁堡当地对摄影浓厚的兴趣和实验风潮使汤姆森自小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曾经做过一位光学和科学仪器制造商的学徒，又是爱丁堡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还在爱丁堡艺术学校学习并取得学位，这使得他兼具了出色的美的感知与实践能力和对摄影的物理化学原理和技术的熟练掌握。1861年前往新加坡探望从事钟表和摄影行业的哥哥的旅行催生了他深入远东的计划。第二年他便整装出发，并在第一站马来西亚的槟城开办摄影工作室，当地华人的生存状态引发了他对中国的兴趣; 1863年于交通枢纽新加坡的经历不仅使他距离中国更进一步,而且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通晓中文的华人助手，其中阿康（Akum）与阿洪（Ahong）是跟随时间最长的两个。紧接着他迈入香港，于繁华的中环开设了影楼，为他两年后的旅行储备资金。
在频繁地穿行于英国和东亚之后，1868年汤姆森再次返回香港，在当地学习了中国文化，以便日后展开被认为是他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中国之旅。1872年，汤姆森从香港一路北上，足迹遍布澳门、广东、台湾、福建、浙江、上海、山东、天津、北京、江苏、湖北、四川，不仅深入内陆省份，也游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行程近8000公里。1872年汤姆森结束了他的远东之旅返国，其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汤姆森一生共出版有八部专著，其中六部与中国有关， 分别是《福州与闽江》(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 1873)，《中国和中国人画册》四卷(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1873-1874)，《镜头前的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1898)。他还与友人出版了《伦敦的街头生活》 (Street Life in London, 1878)一书。书中他秉承了在中国的摄影态度与精神，将镜头平等地对准了伦敦街头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伦敦风貌。不久汤姆森被授予皇家摄影学院荣誉成员称号。1921年，84岁高龄的汤姆森溘然长逝。同年，为了纪念他一生的成就，非洲最高的山脉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的一个山峰以他的名字命名。
汤姆森从开始便认定关于福州与闽江的书籍的目标读者是居住在福州的欧洲人，这些人主要是茶叶生产商、传教士和外交人员。汤姆森在《福州与闽江》一书中明确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居住在福州的外国人士，希望它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能够在将来帮助他们回忆起在中国这个最秀美的省份所看到的景色与经历的人生"。
汤姆森于1870年秋由台湾西渡从闽江口进入福州，最先进入他视野的是马尾。除了标志建筑罗星塔外，马尾这个深水良港常常让他想起家乡苏格兰的克莱德河。他来到被他称为兵工厂的马尾造船厂，并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马尾造船厂的布局和生产情况，其中包括厂房之间用于运输材料的铁路输送带，制造各种零部件的巨大机器和部分生产细节，以及法国人在当地开设的教授机械制图和操作的教学机构等。中国学员的对各种机器操作的理解掌握能力之高，使他印象深刻，多数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的工人两三个月前还是田间地头的劳动者。他还在船员的陪同下登上两艘舰船。他认为第一艘船在面对欧洲战船时还是缺乏战斗力；而第二艘全部由中国人操控的船上，他留意到船员的服饰细节和精神面貌，洋泾浜英语和可以挑选吉日或保佑平安的神像。马尾之行使他相信只要中国开始摆脱对西方的怀疑与成见，他们可以掌握自然科学理论和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机械方面，从而实现在自然防御和军备建设上有所建树的愿望。
随后，汤姆森途经被他描述为全中国最如诗如画的开放港--福州港，他详细介绍了万寿桥的外形、历史、结构与工作原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地区也几乎是他的必去之处，但他并未投入大量篇幅于其中，只是解释了通过金钱协调当地墓地与外国居民征地建房的方式。
他花了最多的篇幅向我们展现的是当地的"少数派"--乞丐、马快和麻风病人。
由于国家福利机构无力应付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于是政府允许在公共场合乞讨，他们在不同的区划指派一名"专员"，他们的祖辈都是乞丐头领，担负管理本区乞讨者的责任。汤姆森被介绍与一位瘾君子乞丐头领见面，这帮助他有机会参观对方的住家并为他们拍照。这类乞丐头领平日里与所在"辖区"的商户订立可变动的保护费，及时足额缴纳的商户会被做上标记，如果有拒绝支付的商户，头领就派遣最令人作呕并最不依不饶的乞丐们包围这些商户，在顾客上门的时候将一些污秽恶心的东西扔在面前，阻挠店方的正常营业直到他们收到款项。除了这类有组织的乞丐，汤姆森还探访了比他们更为凄惨的人群--流浪汉，他们无所倚靠，主要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停尸房，与那些等待良辰吉日埋葬的尸体们混在一起。死者的亲属们为尸体安排了遮风挡雨的小房，这正好为流浪汉们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他们为自己能出色地模仿尸体而开心。汤姆森沿着凄苦的呻吟声找到一个在寒风与尸体之间烤火的苍白而惊惧的老者，但是人性的折磨使他难以平复心情，转而去探视另外一群流浪汉，他们相反无所顾忌地在一起打趣并大方地邀请汤姆森参观他们的寄居之地。
马快是当地衙门管辖的类似侦探的一类职业。除了政府供给少量俸禄，马快的大多数收入来自于失主甚至于盗贼，他们相当了解当地盗贼的分布。如果失主要求马快找寻被窃财物，则需要支付价值大约为失物价值一半的委托金；而马快同时也向盗贼收取一笔钱，如果对方拒绝合作他就会将其投进监狱。抓捕盗贼失败的马快会受到鞭刑，他之后会对抽打自己的手下出气，讽刺的是手下们会抽打盗贼出气。
汤姆森的福州之旅还包括了一次对郊区的麻风病人村的走访。汤姆森在马胡德神父(John Edward Mahood)的陪同下来到东门外的麻风村。村中有三百余名病人，原本稍微宽裕一些的被政府强行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并被禁言以及与外界联系；贫穷的病人每年领取一次政府名义上的救助金，但这笔金额甚至不够满足他们一个月的物质需求，因此乞讨成为了唯一留给他们的出路。但他也观察到村民们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却仍然能保持村子干净舒适，村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还能保持着乐观情绪。由于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病并不会遗传，因此病人们可以组成家庭并生育下一代，汤姆森也真是目睹了这样的情景。
除了少数群体，汤姆森的游记还涵盖了牡蛎产业、花灯制作等民间经济生活。
元福寺是汤姆森福州之旅的最高点，他受一位外国商人的邀请参加位于闽江元福支流的庆祝活动，元福寺（现属福州鼓山涌泉寺，按《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一书）便成了他的目的地之一。经过两日在山水中的穿行，第三日上午一行人终于到达这个只有三人的寺院。汤姆森选择在寺庙中寄宿几日而非直接折返，他的房间尽管视线开阔但装潢简单，夜里十分寒冷。他用相机记录下元福流域的山水，建造在山崖间寺院全景，僧人和清晨的敲钟人。寺院之旅的第二站是规模较大的鼓山寺，在这里所拍摄的内容与元福寺相近。在鼓山汤姆森留宿了三日，游记中他介绍了寺院的大致结构，"灵峤僧人诵《华严经》伏龙"的传说和与带发修行者的对话。之后他又来到位于北岭的一个茶园，记录下茶叶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情况，尤其是制茶人的贫困生活。
应该说正是通过《福州和闽江》一书，汤姆森完成了他第一个包容社会万象，色彩人生的摄影集，此书是他1872年归国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建立起汤姆森关注和记录民间生活状态的影像风格。芝加哥著名摄影画廊Vernon的主人、影像投资收藏家史迪芬·怀特（Stephen White）赞誉汤姆森在福建拍摄的作品是他中国之旅的最高成就，并大大超越了汤姆森自己原先的设想。
结束探密福州已是冬天，茶园之行勾起了汤姆森去亲身体验茶路的兴趣。1871年12月2日，他乘着向英国富商借来的船只，准备好需要的旅行手续，邀请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同行，开始了从福州到南平（当时被称为延平府）的航程。卢公明长汤姆森十三岁，在福州已经生活了近二十年并掌握了福州方言。他当时因健康原因辞去传教士的职务，在福州最有实力的琼记洋行担任翻译，负责茶叶贸易相关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位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福州都有相当了解的"地陪"无疑使汤姆森的闽江之旅如虎添翼。
第一天他们停泊在竹崖，据福州地方史专家唐希的推测这应该是闽侯竹岐，汤姆森与助手阿洪（音译）行走于雾气围绕的河岸和乡村果园中，一个守林超过半个世纪的老人指给他们通往风景秀丽的农场的路。汤姆森在与阿洪闲谈时记录下对方的梦想：在世时有猪肉吃，往生后能被埋葬在干燥舒适的地方，有子孙来供养他的灵魂。汤姆森认为这段话也许可以表达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
第二天他们来到闽江左岸建造在山坡上的水口。水口镇有两个特别之处吸引了他的注意：一是为适应地势而发展出来的层叠状的建筑结构，二是利用竹管和竹槽架设的供水网络，将三里多地以外的山泉顺利引入居民家中。在水口汤姆森租了一艘快船前往南平，一行17人都住在船上；船长陈寿（音译）的家庭成为了他的考察对象，陈寿那个既要驾船，又要相夫教子料理家务的妻子使他认为她在这个家中有着和丈夫基本同等的地位。这艘全由松木造成的快船最终停泊在一个军营附近度过了第二个晚上。第三天汤姆森与卢公明冒着大雾参观蛇庙，暗示了闽北地区崇拜蛇类的民风民俗。船主夫妻间的争吵与陈寿烟不离手的祖父被他一一记录下来。第四天他们目睹在险滩中撞毁的几艘小船，可见闽江行程之凶险。南平的山区尚算一个闭塞的区域，当地缠足的妇女看到外国人之后迅速地躲藏到山羊才能立足的岩壁上。抵达南平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星期天，他站在山上大致描绘了南平城区的风貌，又参观了当地简陋的教会。在这个空气清新景致秀丽的地方，汤姆森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在险峻的山上取景时不慎滑倒，幸亏他抓住了野草，否则将落下60多米的悬崖摔入深约三十多米的水中，但与此同时他的手掌也被锯子般锋利的草割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旅途，他继续记录死去官员的家人祭奠亡灵的全过程、闽北人用作随身供暖的火笼、利用鸬鹚捕鱼的方法。最令他动容的是在激流险滩中为生计舍命奔走的船工，他用充满文学性的笔墨写下技艺高超的船夫如何在暗礁和漩涡中控制船只，表达了他是如何更真切地了解这群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坚强中国人的。汤姆森的闽江之旅最终在一个拥挤破旧的客船中结束，他与提前离开的友人约定在福州碰面分享冒险经历。
卢公明在自己参与的著作《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中也提及了这段闽江旅途，他发现汤姆森在这段超过半个月的航程中，尽管面对着最慑人心魄的绝景也只是拍摄五十到六十张照片，但他有能力使每张照片具有特别而深刻的意义。福建之旅正如他中国之旅的其他侧面，形象地展现了汤姆森在专业领域、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特别之处。
从在新加坡和香港开设影楼开始，汤姆森便尽量坚持利用西方的拍摄手法（不对称的侧身或局部像）为中国人拍摄照片，在福州拍摄的元福寺僧人、挑水的农妇无疑也体现了他的这种坚持。这些影像成为那个时代别有象征意义的见证。汤姆森游历中国的时期广泛使用的是玻璃湿版照相法，因此旅途中他需要雇佣八到十个苦役搬运摄影器材，而他又经常走访一些偏远艰险的高山深谷，例如元福寺，这大大增加了行动的困难。每次拍摄前他需要在玻璃板上涂抹火胶棉液（过冷的天气还会使它冻结在玻璃板上），拍摄之后需要架设帐篷作为临时暗房，在黑暗中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当场冲洗确认拍摄的质量。其中任何零件的损坏都会导致长时间的滞留，等待新的零部件运达。
身处异国他乡，没有明确的目的，面对着完整的社会，汤姆森在中国与人（尤其是陌生人）交往的程度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从专业角度来说，湿版照相法虽然大大降低了曝光时间，但仍然需要至少十几秒。汤姆森的一些人像出现晃动，例如在福州城拍摄的苦役和乞丐，需要被拍摄者较长时间内保持同一种姿势，这就要求他与拍摄对象沟通、协商。如果说面对达官贵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身份和关系网络来说服的话，但对于市井百姓，其中很多人对摄影术、对外国人十分陌生或是恐惧，这无疑需要他更加耐心、细致的沟通。汤姆森在拜访不同的地方时总能找到一位可靠的"关键联络人"，比如陪同他进入麻风村的神父，与他一起踏上闽江之旅的卢公明等，他的人脉关系帮助他打通了很多关节，从而迅速地融入当地社会群众中；而从记录中看来他与助理、苦力之间也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这也为他们艰辛的旅途减轻了不少负担。汤姆森同时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能力，在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之下，能最高效地取得最为丰富的信息。从对山水取景的把握，到对人物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主动的了解。
从陈寿的家庭生活和茶农的艰辛人生，到行业的"潜规则"如乞丐和马快的组织与工作，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了丰富而有层次的介绍。这种对细节的重视体现了他愿意亲身融入群体的亲和力和投入的态度。
汤姆森照片的成功除了上面提到的沟通和捕捉能力，还部分归功于他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的尊重，这使他能够摒弃敌意、猎奇心态或居高临下的大国姿态，让作品具有动人的力量。与同时代绝大多数摄影师不同，汤姆森的影像是冷静客观的记录与人性关怀感悟的融合。他令人叹为观止的风光山水摄影根植于东方的审美取向和哲学思想。在构图方面，他力图使每一个元素相互影响、交融从而产生出一个和谐的整体；他并不希望加入过多的人为处理，而是"为自然让出道路，使她随心所欲地做她愿意做的事情"。当拍摄自然中的人像时，他不依照传统西方的手法把人置于画面中间以显示出一种优越感与征服感，而是将人置身于自然之中，使对象作为他所在背景的介绍者和媒介物，并为照片提供范围和层次感，例如福州乌石山上的祭天台、元福的激流。正是这种摄影哲学使得汤姆森拍摄的市井平民影像也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状态，这也意味着摄影对象可以更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理想的状态在上至住持下至乞丐的照片中都体现了出来。长期在这个东方古国的走访和学习使他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喜爱和期许。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言："我在中国的感受是：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部分旅途中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而提到中国时，他认为这里虽然长期以来停滞但他仍可以肯定地说拥有如此丰富物质资源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国家，自豪地立于万国之林。
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摄影师，存世的照片却不成比例地稀少。原因之一可能如卢公明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那样，汤姆森本人就是一个"惜片如金"的摄影师。再加上1872年汤姆森回国之后并未通过四处贩卖自己的远东照片或像许许多多远征的同行一样加入皇家摄影学会，而是选择继续耐心地在皇家地理学会推广新的摄影技术，分享经验，争取赢得更多会员的认可。他更希望因为对摄影基本常识的贡献受到尊敬而非仅仅因为自己高素质的影像。这也许是他的照片并未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影集的排版、印刷等细节也成为了他的关注点。他力图使他的照片通过一种最有效率的传递方式到达读者，因此他不计劳动和成本地使用能够使照片的影调更为丰富的碳纸晒印，也可以在文献目录中包含其他人很少涉及的照相制版流程, 尤其在《中国和中国人画报》一书中，他采用凹版印制的方式展示了二百幅作品，并且每件作品都有记录式的文字说明，通过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改进了摄影师单独售卖照片、但缺乏配图文字而引起误解的弊病，更大规模、更全面地向西方呈现出一个生动的中国。
作为第一位把整个社会作为拍摄对象的纪实摄影家，约翰?汤姆森的作品奠定了早期的摄影报道形式。如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所评价，与其他一夜成名的摄影师不同，汤姆森及其作品的价值反而以更缓慢、更零散、更低调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为世人所知。现在，约翰?汤姆森的《福州与闽江》被《摄影画册史》选入了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本摄影画册。由于此书，闽江在国外摄影人眼中一直是中国 "最美丽最适合拍照的河"，在汤姆森以后的几十年里，闽江流域是外国摄影师拍摄最多的地域之一，其中不乏著名的国际摄影大家。
参考书目:
Falconer, J.. 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Jeffrey,I.. 《摄影简史》. 北京：三联书店，2002.
Martin,P. & Badger, G.. The Photobook: A History, Volume 1. London: Phaidon Press，2004.
Thomson, J.. Through China with Camera, Bosto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1.
Thomson, J. 《镜头前的旧中国》.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1.
White, S. John Thomson - A Window to the Orient. USA: Thames and Hudson. ,1985.
Wellcome博物馆图片库 http://images.wellcome.ac.uk/
个篱遐想录,"约翰·汤姆森的远东足迹:十九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http://blog.qingyu.org/john-thomson-19th-century-china-pictures.html%202009年4月28日.
唐希，《约翰·汤姆森与福州摄影》, 《福州晚报》2008年9月6日,2008.
仝冰雪,"人类的汤姆森", 《中国摄影》2009年4月号.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晚清碎影：约翰?汤姆森眼中的中国》.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 摄影技术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