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记者在上甘岭
 刊发时间:2009-07-17 14:31:39 来源:解放日报 [字体: ]

  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也会因为电影《上甘岭》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国》而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电影固然好看,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了解这个战役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那样惨烈的战斗,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事实上,在英勇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

,就真的还有战地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本文系高亚雄的回忆。

  上甘岭志愿军阵地一角

  写进美军教材的经典:5000枚炸弹也砸不断的上甘岭

  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

  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一份关于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上甘岭战斗:1952年的朝鲜战场,中朝部队接连取胜,但美军不想在谈判桌前丢面子,并想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于是就形成边谈边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到了10月,美军蛮横地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叫喊:“让枪炮来说话吧!”接下来便开始了他们的“金化攻势”。当时的五圣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倘若“联合国军”夺取了五圣山,就等于从中部突破了志愿军防线,进而危及整个北朝鲜战线。而不足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又是控制五圣山命脉的高地。所谓的“金化攻势”的要点,就是拿下上甘岭,突破五圣山防线。

  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拿下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这一天,45师135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退守坑道的志愿军指战员,正在研究配合地面部队反击敌人的方案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15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1.8万人,伪军(南朝鲜)1.2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战。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

  谈到拍摄,高亚雄回忆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要多拍。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面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摘自《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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