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解放第6天——浙江日报创刊。我随着“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从上海到杭州参加革命。起初我留在第七兵团政治部摄影组参加学习，最后和浙江日报结成了难分之缘。
一
1949年7月中旬，杭州新闻学校开办，浙江日报社社长陈冰兼任校长。我是全校200多位学员中最后一个报到的，因此没有参加7月15日的开学典礼。
回忆起第一次走进浙江日报社大门的情景，还有清晰的记忆。那天是1949年9月1日，浙江日报三楼在举行（新解放区）第一个记者节，在杭的新闻界人士观看浙江军区政治部京剧团演出的京剧《金玉奴》，杭州新闻学校学员程帆、朱为先等还演出了话剧《升官图》。
走上报社二楼时，有人指着编辑部旁边第一间办公室说：“这里是陈冰社长办公、休息的地方。”其实，我没有见过陈冰，根本没有在意。因为有个苏北来的同学对我说：“到这里来学习的人，都是高中和师范的优秀生，你连小学三年级也没读完，将来不可能当记者编辑。”我仔细想一下，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我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写字歪七歪八，哪能可以到这幢大楼里来工作？
学习到12月初我们毕业，就到吴兴县农村去工作锻炼。第二年初春，我和同学进浙江日报社实习。于是1950年3月，我第二次进浙江日报报社大门，我的岗位名称叫“实习抄搞员”。我心里想，这个任务比挑一百斤的担子还要重，深感这碗饭实在难吃。两个月后，稿子不要我抄了，叫我到市郊农村去实习采访。
临行之前，报社顾秘书对我说明采访纪律和报销制度。我第一次是在杭州拱宸桥附近的农村实习采访，走在路上，老是想着顾秘书对我太严格，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他却是我走进浙江日报社的引路人。
实习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武康县委当通讯干事。其实，我到县里工作十分开心，没有人管我，两个月来只写6篇消息，寄到浙江日报农村组，一个字也没有用，反而上海解放日报在综合稿里用了我30多个字。在报上看到自己写的“治虫”稿登出来了，真有说不尽的兴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伤心的事随即而来。
那天，县委秘书费黑同志收到杭州来的一封信，主要说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胜任……不出所料，我被调到临安新华书店。店负责人要我休息3天，熟悉一下业务，以后做会计工作。我想：我从未学过打算盘，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我心里正犯难之时，报社顾秘书打电话到武康县委找我，得知我已调到临安后又追到临安。
为什么这么急？事后我才知道，1950年9月初，陈冰社长值夜班看完大样后，问顾秘书：“你以前给我讲起，新闻学校有个学员是上海照相店里的学徒，还说他的师傅是有名的漫画家，现在这个学员分配到哪里？”顾秘书说：“他在武康县当通讯干事。”陈冰说：“叫他回来吧，戴戈之同志（摄影记者）身体不好，现在报社里没有人会拍照。”所以，顾秘书急忙打电话找我，陈冰听到我调到临安有点生气，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临安，立即叫那个学员到报社报到。
仅隔一年时间，我第三次进浙江日报社。这次回来，再也没有离开过。报到第四天，陈冰叫我去，问了我过去的一些情况后，勉励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还亲手交给我一只折叠式“皮老虎”老照相机，要我到农村去采访。
临行之前，他再三叫顾秘书告诫我：“这台照相机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是谭（震林）政委赠予陈冰同志工作上用，因此你使用时万万要当心。”我接过这个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传家宝”后，就到农村采访去了。
二
陈冰的这只照相机，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第一次下乡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拍老雇农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接着我又拍到了农民汪阿金、钟兆年和陈永庆等人的照片。从此以后，这些照片成了开创浙江日报跟踪摄影报道的第一手基础资料，成为具有政治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摄影作品。
这个故事要从1950年讲起：那天早晨，我遵照领导指示，到著名的“鱼米之乡”嘉兴县农村采访。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我循声细看，原来是两个穿破衣烂衫的孩子在晒谷场上唱歌。他们无忧无虑地唱出了父辈翻身的喜悦心情。
因此，我急于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带来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时，孩子的父母从屋中出来叫我“解放同志”，我说想给孩子拍一张照片。他们说：“也给我们拍一张，好吗？”我就提议干脆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拍摄中，我才知道这家的主人叫叶根土。
1954年秋后，我想到叶家的生活有没有好起来，又赶到七星乡。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搬走了，不知去向。此后我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逃荒来嘉兴的，解放后他攒了点钱，带着全家回黄岩原籍“羊棚岭”去了。后来，我赶到黄岩，通过许多基层干部分头寻找，终于在1959年9月，在凉棚岭找到了叶家。我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他们看了半天都不敢认那上面是自己一家。我乘兴拍了叶家的新“全家福”。
这张照片，引起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的兴趣，亲自为照片拟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配上一首诗。照片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1962年9月5日，我收到叶根土的一封信，请我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看完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不是一般的喜事相邀，而是一个翻身农民要记者去看看他们今天的新生活。我带着《一户人家十年间》照片作为礼物来到根土家里。女儿出嫁那天，根土把这组照片当作给女儿的最珍贵的陪嫁品。
后来，《陪嫁的“传家宝”》这幅照片，被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珍藏起来。40年以后的1994年，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照片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亮相。
三
1994年春节，我在央视亮相时，扬子晚报记者在文章中说：“64岁的徐永辉一夜之间成了‘明星’！”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浙江日报社老一辈师长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
1982年，陈冰已经在天津工作时，他知道我在天津开会，便叫天津日报记者接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并询问嘉兴这户人家还在采访吗？你要认真采访下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进浙江日报后，陈冰7次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其中一次谈起我的入党问题时，他要我认真听取党员同志的意见，明确努力方向。
总编辑于冠西也是关心培养青年记者的典型。1954年，我写了一篇余杭仓前粮管所的“小品文”，于冠西看后在稿纸上写了一段批语：此文写得较好，通俗易懂，群众的口语化很重，老百姓爱看，但是文句不通，错别字太多……请谢狱同志找一个编辑对徐永辉同志进行文字辅导，使他能写一般的照片说明。领导同志对我如此具体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我暗地里发誓，要用实际行动拿出成绩来，报答这些好领导。特别是陈冰交给我那只照相机，使我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解放初拍的四户农家照片，现在都做成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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