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相机的故事---记陈冰教我走上记者之路
徐永辉  刊发时间:2009-07-17 13:53:19 来源:《新闻实践》杂志 [字体: ]

    杭州解放第6天——浙江日报创刊。我随着“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从上海到杭州参加革命。起初我留在第七兵团政治部摄影组参加学习,最后和浙江日报结成了难分之缘。

    

    19497月中旬,杭州新闻学校开办,浙江日报社社长陈冰兼任校长。我是全校200多位学员中最后一个报到的,因此没有参加715日的开学典礼。

    回忆起第一次走进浙江日报社大门的情景,还有清晰的记忆。那天是194991日,浙江日报三楼在举行(新解放区)第一个记者节,在杭的新闻界人士观看浙江军区政治部京剧团演出的京剧《金玉奴》,杭州新闻学校学员程帆、朱为先等还演出了话剧《升官图》。

    走上报社二楼时,有人指着编辑部旁边第一间办公室说:“这里是陈冰社长办公、休息的地方。”其实,我没有见过陈冰,根本没有在意。因为有个苏北来的同学对我说:“到这里来学习的人,都是高中和师范的优秀生,你连小学三年级也没读完,将来不可能当记者编辑。”我仔细想一下,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我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写字歪七歪八,哪能可以到这幢大楼里来工作?

    学习到12月初我们毕业,就到吴兴县农村去工作锻炼。第二年初春,我和同学进浙江日报社实习。于是19503月,我第二次进浙江日报报社大门,我的岗位名称叫“实习抄搞员”。我心里想,这个任务比挑一百斤的担子还要重,深感这碗饭实在难吃。两个月后,稿子不要我抄了,叫我到市郊农村去实习采访。

    临行之前,报社顾秘书对我说明采访纪律和报销制度。我第一次是在杭州拱宸桥附近的农村实习采访,走在路上,老是想着顾秘书对我太严格,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他却是我走进浙江日报社的引路人。

    实习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武康县委当通讯干事。其实,我到县里工作十分开心,没有人管我,两个月来只写6篇消息,寄到浙江日报农村组,一个字也没有用,反而上海解放日报在综合稿里用了我30多个字。在报上看到自己写的“治虫”稿登出来了,真有说不尽的兴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伤心的事随即而来。

    那天,县委秘书费黑同志收到杭州来的一封信,主要说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胜任……不出所料,我被调到临安新华书店。店负责人要我休息3天,熟悉一下业务,以后做会计工作。我想:我从未学过打算盘,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我心里正犯难之时,报社顾秘书打电话到武康县委找我,得知我已调到临安后又追到临安。

    为什么这么急?事后我才知道,19509月初,陈冰社长值夜班看完大样后,问顾秘书:“你以前给我讲起,新闻学校有个学员是上海照相店里的学徒,还说他的师傅是有名的漫画家,现在这个学员分配到哪里?”顾秘书说:“他在武康县当通讯干事。”陈冰说:“叫他回来吧,戴戈之同志(摄影记者)身体不好,现在报社里没有人会拍照。”所以,顾秘书急忙打电话找我,陈冰听到我调到临安有点生气,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临安,立即叫那个学员到报社报到。

    仅隔一年时间,我第三次进浙江日报社。这次回来,再也没有离开过。报到第四天,陈冰叫我去,问了我过去的一些情况后,勉励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还亲手交给我一只折叠式“皮老虎”老照相机,要我到农村去采访。

    临行之前,他再三叫顾秘书告诫我:“这台照相机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是谭(震林)政委赠予陈冰同志工作上用,因此你使用时万万要当心。”我接过这个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传家宝”后,就到农村采访去了。

   

    陈冰的这只照相机,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第一次下乡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拍老雇农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接着我又拍到了农民汪阿金、钟兆年和陈永庆等人的照片。从此以后,这些照片成了开创浙江日报跟踪摄影报道的第一手基础资料,成为具有政治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摄影作品。

    这个故事要从1950年讲起:那天早晨,我遵照领导指示,到著名的“鱼米之乡”嘉兴县农村采访。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我循声细看,原来是两个穿破衣烂衫的孩子在晒谷场上唱歌。他们无忧无虑地唱出了父辈翻身的喜悦心情。

    因此,我急于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带来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时,孩子的父母从屋中出来叫我“解放同志”,我说想给孩子拍一张照片。他们说:“也给我们拍一张,好吗?”我就提议干脆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拍摄中,我才知道这家的主人叫叶根土。

    1954年秋后,我想到叶家的生活有没有好起来,又赶到七星乡。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搬走了,不知去向。此后我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逃荒来嘉兴的,解放后他攒了点钱,带着全家回黄岩原籍“羊棚岭”去了。后来,我赶到黄岩,通过许多基层干部分头寻找,终于在19599月,在凉棚岭找到了叶家。我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他们看了半天都不敢认那上面是自己一家。我乘兴拍了叶家的新“全家福”。

    这张照片,引起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的兴趣,亲自为照片拟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配上一首诗。照片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196295日,我收到叶根土的一封信,请我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看完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不是一般的喜事相邀,而是一个翻身农民要记者去看看他们今天的新生活。我带着《一户人家十年间》照片作为礼物来到根土家里。女儿出嫁那天,根土把这组照片当作给女儿的最珍贵的陪嫁品。

    后来,《陪嫁的“传家宝”》这幅照片,被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珍藏起来。40年以后的1994年,叶根土一家的《全家福》照片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亮相。

    

    1994年春节,我在央视亮相时,扬子晚报记者在文章中说:“64岁的徐永辉一夜之间成了‘明星’!”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浙江日报社老一辈师长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

    1982年,陈冰已经在天津工作时,他知道我在天津开会,便叫天津日报记者接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并询问嘉兴这户人家还在采访吗?你要认真采访下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进浙江日报后,陈冰7次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教育,其中一次谈起我的入党问题时,他要我认真听取党员同志的意见,明确努力方向。

    总编辑于冠西也是关心培养青年记者的典型。1954年,我写了一篇余杭仓前粮管所的“小品文”,于冠西看后在稿纸上写了一段批语:此文写得较好,通俗易懂,群众的口语化很重,老百姓爱看,但是文句不通,错别字太多……请谢狱同志找一个编辑对徐永辉同志进行文字辅导,使他能写一般的照片说明。领导同志对我如此具体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我暗地里发誓,要用实际行动拿出成绩来,报答这些好领导。特别是陈冰交给我那只照相机,使我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解放初拍的四户农家照片,现在都做成了专题报道。

    我的跟踪摄影报道即将进入60周年,从一个很普通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失业青年成为有影响的记者。1994年以后,有70多家新闻单位的100多位记者来采访我的跟踪摄报道,除中央电视台外,还有江苏、黑龙江、湖南卫视等来我家采访。这一切是我当初想都没有想到,也是不敢想的事。我要坚持用我手中的照相机,以新闻照片来反映中国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作者:浙江日报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分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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