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我应邀参观了在山西省山阴县举办的《山阴县北京知青插队40周年摄影展》，深深地被纪录将近40年前北京插队知青在山阴农村生活的百幅照片和展览的现场气氛打动。大约是看到我感慨的样子，同去的邓维即说“老蒋，你写篇东西吧！”我虽感动，可要写文章，却又为难了。我没资格写，因为我没插过队。
那我就说说我为什么感动吧。
一、这个展览之所以对我触动大，是因为有个鲜明的对比。
我虽没有插队，但也近距离接触过农村、农民。
我从1963年开始拿相机。回顾45年走过的路，遗憾、失误实在太多了。1964年至1965年，席卷全国的四清运动，我参加了，是在京郊通县西集公社。那是文革风暴的前奏。那时报纸上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修正主义。四清运动要查阶级队伍清不清、路线清不清、经济清不清，每个村的工作队都想挖出个“赫鲁晓夫”。虽然也批唯成分论，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儿女，一出生就低人一等，只能像《芙蓉镇》表现的那样扫大街、清厕所。子女的子女呢，当然还要继承这个烙印，虽然他们一天也没有剥削过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剥削。
文革十年，我几次去五七干校劳动，加在一起长达两年。尤其1969年人民日报五七干校从京郊搬到河南叶县，整整一年，就住在村里老乡家，与房东大娘朝夕相处。那时农民一天三顿都是稀的，见面总是问“喝了（过）了没有？”基本上吃不到油。一马平川，耕作的自然条件不差，竟然穷到这个份儿上！干校学员与农民同住但不同吃，但劳动很艰辛。我们是大田班。四月，乍暖还寒，我们这些编辑、记者，不分老少男女，要在冰冷的水田里平地；夏天用钢叉起猪圈，挥汗如雨…
这些东西都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这些生活纪录下来是多么有意义，无须多说。摄影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用影像纪录历史、见证历史。作为一个从事摄影的亲历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没有一丝纪录，就知道老老实实劳动、全心全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我用的是康泰克斯、禄来双镜头反光相机。虽然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不能再紧，但还没有到限制我拿相机的程度。我没拿相机完全是我个人的观念使然，一点客观原因没有。
以李全照片最早为1970年拍摄算，我接触摄影比李全同志早七年。我的条件无论如何要比李全优越得多。我以摄影为业，他那时仅仅是劳动之余的爱好。我拥有洋设备，他用的可能是海鸥。而我缺少的是李全那种宝贵的拍摄意识和冲动、对摄影的执着和真爱……我曾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或者在会议上不只一次检讨我的这些失职和遗憾。李全的这些老照片，更显问题的沉重。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希望年轻的同行朋友们能从这个对比中引发深入的思考。
二、18岁的知青李全为什么摄影？没直接问过他。但有两条是肯定的。他当时不是专职摄影师。他没有摄影任务，没有见报定额，没有与见报数量挂钩的奖金，没有保住饭碗或争取职称晋级的压力。再者，那个时代没有摄影比赛。他用不着费心揣摩评委是谁，这些评委的爱好是什么，怎样迎合这些评委的口味，当然更谈不到评选前，先请评委老师“提提意见”……我猜想，他拍照同伴和乡亲，最多是洗出照片分送给同伴们、乡亲们或寄给爹娘留个纪念。大家高兴了，他就高兴。用现代摄影艺术理论语言说，李全完完全全是一种情感的抒发。所以照片浸透着可贵的纯真、静气和真情。李全虽然珍惜那段难忘的岁月，但也仅仅是把底片锁在资料柜子里，没有将自己这些老片子展出的打算，后来因为被也曾在山西吕梁插过队的邓维看到，才促成这个展览。
从影像角度解读李全的知青照片如何高明，不实际。他刚刚拿相机，而且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的爱好，但不等于说这些老照片没有可圈点的地方。他的照片不落俗套。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岁月，拍不拍是一回事，怎么拍、拍什么、拍成什么样，是另一回事。当时报纸版面盛行的照片是三忠于、四无限、红光亮。李全的拍照全然没有追逐时髦的想法。
知青有个相机已经不容易了。有了相机，多半拍些留影。拍留影已经非常可贵。留影同样有时代的印记和风尘。我注意到，李全也拍了不少有时代感的留影，难得的是他没有局限于拍留影，而是有意识地拍原汁原味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无论何朝何代，人和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人和人、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是摄影表现的主题。一群远离都市、亲人和相对安逸生活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来到穷乡僻壤，要从五谷不分到学会种庄稼。背书包的肩膀要挑重担。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自己动手洗衣服、烧火做饭。肩膀压肿了，手起了茧……苦难可以想象，但李全的照片里却充满阳光，没有丝毫的沮丧、压抑和怨天尤人，有的是享受黄土地、河流等大自然给他们的快乐，是征服困难的体验和劳动的自豪……有幅照片，作者这样说：“汗滴禾下土。三伏天锄第三遍玉茭相当艰苦，闷热难耐，玉米叶子上有刺，划得胳膊很疼，但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是这群年轻知青的生活写照和真情流露。外人拍知青是难有这样切身感受，写出这样生动文字，拍出这样照片的。
三、展览现场气氛非同一般。离开雁北离开山阴后，已以摄影为职业的李全“常回家看看 ”，数度回到他们插队的洪济屯，深情拍摄第二故乡的变化，为曾照料他们的父老乡亲留影。其中有些照片这次也一并展出了。大家看过多少展览又见过多少隆重的展览开幕场面啊，但在雁北一个县城办的这个展览却有着过去我从未感受过的气氛，扎着大红绸子的八门礼炮齐鸣，百人队伍的威风锣鼓擂得震天响，这不只是对摄影的迎接，更是父老乡亲给与他们接下深厚感情的北京知青的最高礼遇。
40年，人生有几个40年啊！当年的少男少女，而今已成人祖父祖母啦！“扛自行车的姑娘就是我，扛一次车可以省4角钱！”老知青刘景竹指着照片说。往昔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勾起青春岁月的无限遐想和回忆。看展览的有当年的知青、有当地的父老乡亲。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吗，那天是我用马车接的你们进村的”、“你的闺女现在干啥”、“是您手把着手教我们犁地的”、“当时你是村里最棒的小伙子”“虽然头发白了，但你模样没有变”……东小河的老知青、曾当过北京一所中学党支部书记的何代明也来了。在这些老照片前，她内心的感受非同一般。插队给了她生命的另一半，她嫁给了当地农民。1973年，她与村里的一位年轻农民相爱。这一年她上了大学，二人的恋爱关系并没因此而发生变故。那才是最纯情的爱。三年后，她大学毕业即与他完婚。后来他也进了学校，有了工作，80年代初他调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圆。何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在老照片前，她除了是老知青，还是东小河的儿媳妇、外甥媳妇、侄媳妇……可谓到处是亲戚。在现场，有个从没见过面的老汉说他是何代明丈夫嫂子的姨的闺女的孩子，论起来也是亲戚。她说农村就是这样，许多不认识的人，一提起来都沾着亲……现场气氛可见一斑。
这也令人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办展览，办什么样的展览，如何让展览更有实在的影响力。
展览使我们认识了另一个李全——人们不知道的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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