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选择“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个题目呢?主要考虑到两点：第一，要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归根到底要靠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去为之奋斗；第二，回顾我五十多年的新闻生涯，最主要的感悟、最想告诉年轻一代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不断提高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千方百计
我从小向往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向往办报纸。1951年我刚满20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一年是第一次实行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最初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当助教，这样可以留在上海，有相对优裕的生活条件。但是我读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到白山黑水去当战地记者。当时的动机只是觉得当教师不那么罗曼蒂克，太平淡，一心想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去一显身手，将来成为像魏巍那样受全国人民喜爱的名记者。至于“当魏巍”究竟对国家、对社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分配到《东北日报》也就是后来的《辽宁日报》以后，因为年轻，比较机灵，有些文字功底，加上那时候大学生很少，所以比较受重用，四年时间就升到16级，相当于现在的中级职称。于是就飘飘然起来，觉得当个新闻工作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经历什么艰难、曲折。
没有想到，过不了多久，一场“反右”，一场文化大革命，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头上。从撤销职务、降级降薪、开除团籍，到劳动改造，到后来全家下放到辽宁西部贫困山区去当农民，后来又在县委机关当没有任何名义的“干事”，整整二十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重性，古人说：“祸者，福之所倚”，不幸中往往又含有某种幸运。从我个人来说，经历这二十年的磨难，我对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当个新闻工作者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而是要对社会、对人民担负责任的——这是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用终身的宝贵财富。在基层，一方面，我看到了党领导下的媒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意识到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怎样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说话，为社会造福；另一方面也看到错误的舆论，可以把一个国家引导到什么境地，作为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又应该怎样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当然，我那时根本不敢想自己将来还能重做新闻工作，最大的理想只是能当个工厂或农场黑板报的编辑。
还记得1975年秋天，我随县里各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路过北京的时候，想到《人民日报》看看老同学。那时在农村呆久了，脑子里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好不容易从通县坐车到王府井，报社的门卫说那天是星期天，不上班。当时天已经黑了，整条街上惟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报社门口的阅报栏。没办法，我只好徘徊在门外，把报栏里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记得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刘伯承写的《回忆长征》，大概有七八千字，我一字不落地从头看到尾。快十二点的时候，我站在报社门口向里看，院里的办公楼灯火通明，影影绰绰可以看到上夜班的人正在忙碌。我想，在这里工作的人多幸福啊，可惜我一辈子不能有这样的幸福了。没有想到，八年以后，我竟然进了这座大楼，当了《经济日报》的总编辑（那时的《人民日报》已经搬走）；又过了八年，我到《人民日报》当了总编辑。一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也不会有我个人命运如此大的改观，这些经历也促使我在重返新闻岗位之后，更加自觉地思考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
我重返新闻工作岗位——《辽宁日报》，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那时我已年近五十，却又要一切从零开始。刚回到报社时，没有任何职务和职称，工作证上表明身份一栏里只填了“干部”两个字。惟一不同的是我在全国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县里入了党。那时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只想着怎么用重新回到手里的笔，抢回失去的二十年时间。压抑、蓄积了二十年的积极性一下子迸发出来，那时真是不怕苦、不知累，满腔激情地讴歌三中全会给全国农村、农民带来的生机，坚定地抨击那些妨碍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左”的思想。熟悉我的人都说我一点不像一个受过重大挫折的“右派”，而且一点也不需要调整、适应，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岗位一样。大约在半年多以后，我针对当时出现的“倒春寒”，写出了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产生了全国影响，也引发了我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不到五年的时间，我从没有任何职位的“干部”，到担任《辽宁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以及副总编辑；1984年调到北京以后，又从外文局局长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后来又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每一步前进，每一次担子的加重，都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体会到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何等重大。开始时我只是抱着一种朦朦胧胧的、最朴素的想法：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要辜负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及党和人民的信任，要干出个样子，不能给一切关心过我的人丢脸、抹黑。越到后来，这种责任意识就越清晰，越自觉。可惜的是，当我终于能够做到比较得心应手，思想上、认识上都比较清楚的时候，我手中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同志们谈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社会责任是什么?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具体化到新闻工作者身上，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了稳定才谈得上发展。有利于稳定的就多做，努力去做：不利于稳定的坚决不做，避免去做，至少是少做。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唐尼采访时，有一段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对话。当唐尼问到“六·四事件”时，温总理说：“作为中国的总理，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问题，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唐尼又问：“你刚才讲到稳定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而布什总统在他最近两次重要演讲中，都谈到自由的重要性，认为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你认为美中两国的价值观是不同，还是相似?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温总理说：“我想反问一句，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发生的变化?比如择业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旅游的自由。二十五年以前，中国人到外国去，包括到我们自己的香港去，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每年有上千万人次到世界各地去。还有我刚才讲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我想对先生讲一句我的感受，作为中国的总理，我感觉担子很重，工作难度很大，工作也做不完。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这是许多外国人不容易理解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温家宝总理再一次重复了这番讲话。
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讲明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我们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它拨开了一个时期以来笼罩在新闻价值观上的各种迷雾。我常说，我们新闻工作者身在江湖，想的应该是总书记、总理最关心的问题。这不是狂妄，也不是夸大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而是说“维护稳定，匹夫有责”。事实上，美国总统何尝不把国家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新闻报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新闻报道，何尝不是非常明显地在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何尝不是对他们自己常说的“新闻自由”的否定?
我今年已经72岁，经历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经历过“左”的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幸，深知今天我们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来之何等不易!我并不否定目前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当前毕竟是一百多年来最安定、最有希望的黄金时期。正因为这样，我们新闻工作者更应该自觉地时时刻刻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自己的生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像爱护自己的婴儿那样来爱护它，不使它因为自己的些微不慎而受到损伤。
那么，新闻工作者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把握好舆论导向上。我自己总结了三条：一是要导之有责，二是要导之有方，三是要导之有术。
第一、导之有责。导之有责，就是在思想上应当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作为第一责任，也就是说，在各种责任中，没有比这个责任更重要的了。
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最精辟的一句是：“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把舆论导向的责任提到了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第一次。这是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分量极重。要了解这句话的分量，必须了解历史。虽然说发生“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失误，责任主要在中央，新闻媒体只是执行问题，但也要作为惨痛的教训牢记在心并教育后代，因为后代对于当时的很多情况已经无法想象了。
我对舆论引导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对于作为总编辑应该怎样带头把握和引导舆论，尽到应有责任，也是通过实践一步步加深认识的。
在《辽宁日报》期间，我认为总编辑的主要责任是身先士卒，带头做出表率。要求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我经常重复总编辑赵阜同志的一句名言：“总编总编，总是在编；总编不编，算啥总编”；“总编辑除去一个‘总’字，就是一个编辑”。总的来说，我是把当好一个总编辑看成是当好一个记者的延续和扩大。在那几年里，我带头写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评论，如《回头路辩》、《单干辩》；写贴近生活的短新闻，如《月光如水照新村》、《夜半钟声送穷神》、《田野静悄悄，地净苗情好》等等，被人认为是不脱离业务的总编辑，自己觉得很得意。
到了《经济日报》，我开始认识到当总编和当记者不一样，应该多想办法帮助、鼓励全体编辑、记者搞好工作，而不是满足于自己的勤奋。当时主要考虑要多出点子，出好点子，也抓了不少有影响的系列报道、深度报道。慢慢又体会到，要办好一张报纸，只靠总编辑一个脑袋远远不够，要靠全体编委的智慧。但全体编委也只有七个脑袋，也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全体编辑部的同志集思广益，那样就变一个脑袋或七个脑袋为二百多个脑袋，思路就更宽了。这一想法用于实践以后，效果很好，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有段时间真是好戏连台、层出不穷。如“关广梅现象的讨论”，“五个变迁”，“十个用辩证法分析形势”，“小机斗大机”等。当时人们称我为“点子”总编，我也很得意。
后来到了《人民日报》，逐渐意识到，带头实践、多出点子，固然是总编辑的重要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是大事中的大事，否则，亲自动笔再勤，点子出得再多，导向上出了问题，一切前功尽弃，不但影响报纸，而且影响全国。这时真正感到责任重于泰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把握导向上。
对于导向，不能作狭隘的理解，认为只要政治上不出错就行，只要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就行，不用多动脑子。这是不负责的表现。把握导向需要自己更多的主动思考，一要了解全局，二要了解群众，要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是对负面报道的把关，更重要的是对正面报道的把握。前者相对比较简单，后者就复杂多了，这些后面还要讲到，这里先举两个例子。
1993年初，我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经济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状况。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一个决策：加强宏观调控。三个月以后情况就有很大的好转。可是，到了下半年，九月份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一种说法，说现在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主要是宏观调控政策造成的。当时企业叫，有些经济学家也跟着叫。我记得刚到《人民日报》去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一百名经济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会上的意见一边倒地说宏观调控的政策是错的。有的报纸马上就突出报道，标题就是《宏观调控应该反思》。《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参加会了，回来问我：“怎么办?报不报?你说报我就写，你说不报我就不写。你拿主意。”这样的主意怎么拿?我当时说：“慢一点，这么大一个政策，报道出了偏差不得了。”
当年我写《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时候，思想比较明确，心里有数，知道自己没有错。这回我就没底了，因为我已经多年不做实际工作了。对宏观调控的形势到底怎么看?不能靠主观臆断，只能作调查研究以后才能作出判断。于是编委会决定，让记者到当地找企业开座谈会，弄清现在面临的困难究竟是不是由于宏观调控造成的，要求在三天之内反馈结果。经过座谈，得出结论是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不是由于这个因素。后来我们就下定决心，不能在宏观调控问题上有任何摇摆。当时这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岔子，就是一个重大的导向错误。最后我们没有参与这些报道，而是继续正面报道宏观调控的情况。一直到十一月份，中央开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肯定宏观调控是正确的，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人民日报》工作时，肯定了《人民日报》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没有“翻烧饼”，就是说没有左右摇摆。
再有一次是在1995年。刚刚召开过十四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的精神主要是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当时中央的领导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反映一下各个地方在会后怎么样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后来，我在上夜班的时候，发现许多省市的报道当中有很多“大”字，比如大思路、大格局、大手笔、大文章、大动作、大突破、大转变等等，我觉得如果一味地求“大”，发展下去，很容易刮风、跟风，等到回过头来制止就晚了。如果《人民日报》每天也这样报道的话，那可能一下子又刮起一场风。于是我们就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中央非常重视，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落实中央全会的精神，不要另起炉灶，搞什么“新思路”、“大手笔”。在这中间，《人民日报》还在12月30日的《今日谈》上发了一篇短文《大思路还需硬措施》，说明光说大思路不行，还要有硬措施，不然就会助长浮夸风。这篇短文反响很好。
中央对《人民日报》在这两件事上的把握比较满意。假如《人民日报》也头脑发热，来推波助澜、火上加油，那就会出大问题。
正确把握舆论导向，不是靠哪个人的水平高，头脑灵，关键一是要有大局观念，听中央的“招呼”。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反复强调要把握好舆论导向，真是做到了耳提面命，使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二是要做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我的一条经验是：“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践中的战士，政策的得失利弊，群众最有发言权。头脑不清醒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做点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就会清醒起来。即使一时不被理解，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最后历史还会证明你是尽了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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