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冲上战火的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时，我已在上海《立报》任记者两年。8月13日早晨，听说日军陆战队在闸北横滨桥向我阵地进袭，我立即从公共租界绕道闸北，奔向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址附近战争爆发点采访。上午9时15分，三辆日本装甲车掩护着一排陆战队约60人前来攻击，我军炮火猛烈还击，打死日军5人，伤10余人，敌人被迫逃走了。
战端一开，日军沿北四川路、江湾路、军工路一线进攻。入夜，租界内听到隆隆炮声，闸北火光冲天，把整个大上海都照亮了。
开战的第二天——8月14曰，租界里一天内落下三颗炸弹，一在大世界门前，一在南京路外滩，一在先施公司门口。我先后赶到现场采访。死伤人最多的是大世界门前，至少有一两千难民和行人被炸死。
“八·一三”淞沪之战，日本用兵达20万人，中国用了更多的精锐部队抵抗了3个月。日本原吹嘘三个星期可以解决“支那事变”，我军给予日军重大杀伤后，于11月12日才撤出上海。这一战役打掉了敌人的锐气，坚定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决心。
参加塔斯社踏上抗战征途
“八·一三”战争行将结束，我参加了苏联塔斯社的工作，到南京担任翻译、发布新闻稿。仅仅呆了个把月，敌人从金山卫登陆进逼南京，我不得不匆匆向武汉转移。
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近一年时间，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国共合作，人民战斗情绪高昂，武汉三镇到处弥漫着抗战歌声。《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在武汉出版，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苏联是首先伸出援助中国之手的国家，派来了志愿空军和军事顾问团，塔斯社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
1938年2月，我和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军事记者谷赛斯基同到徐州访问了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其他军事将领张自忠、于学忠等人。李宗仁向我们表示：“这次抗战，我们是为生存、为自由而战，死中求生；一定可以以我们的决心和坚强精神，打破敌人的野心。”这几句话，使苏联朋友深感敬佩。
2月11日傍晚，我们搭乘于学忠、张自忠将军从徐州开往淮河前线的专列，驶往固镇。在夜色茫茫中，张自忠将军来到我们三个记者乘坐的车厢，和我们谈话。他谈到军人在抗战中的职责：“中国军人今天的职责，就是找个机会去死。”他是那样的坚决。果然，两年多以后的1940年5月16日，这位大义凛然的爱国军人在湖北枣阳前线不甘被俘，拔枪自决。
武汉的一年使人振奋。台儿庄大捷之后，在中山公园举行了30万人的大游行。那一年武汉发生过三次大空战，中苏空军联合作战，每次打下敌机一二十架。5月问，中国空军还一度远征长崎、九州，散发反战传单，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斗志。
当时的武汉，群众运动比较活跃，这与共产党的领导有关。5月下旬，世界学联代表团到武汉，有5000人参加群众大会。“七·七”抗战一周年，全市举行献金运动，连乞丐和妓女也慷慨解囊。在新闻界，我和范长江、陆诒、陈侬非等人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出版《新闻记者》月刊，请中外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等人作报告。
10月间，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塔斯社领导人前往重庆，我受命坚持岗位，负责发布新闻稿，不到各报停刊不撤退。
乘《新华日报》专轮赴渝途中被炸
1938年10月22日，武汉已到危急关头，街头黄包车已看不见了。我登上《新华日报》租用的一条小轮船，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干部、难民150多人，离开武汉，驶向重庆。船上指挥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同船的还有潘梓年、王炳南夫妇、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李延禄等人。船行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嘉鱼县的燕子窝。
轮船停在长江边上船避空袭，预定下午三时半开船，于是我和《新华日报》的潘美年、李密林、项泰(女)三四人上岸到农村里转转。下午返回时，我和塔斯社的两位同事还未及上船，三架敌机迎面扑来，向驾驶舱投下一枚燃烧弹。轮船着火了。敌机又去轰炸行驶在江上的其他船只。短短的十来分钟内，眼看着五条船被炸沉没。我们那条船中弹后，一片叫喊声。有的往岸上冲，有的向江中跳。不到半小时，轮船烧得只剩下一只铁壳。敌机走后，江边一片哭泣叫喊声，充满了惊慌、悲愤……。清点人数时，150多人少了一半。《新华日报》遇难职工16人，“八办”8人，其余是难民。李密林、潘美年、项泰三位年轻人，都不幸牺牲了。
事故发生后，李克农先为我们塔斯社三个人雇了一艘小划子，让我们星夜去嘉鱼，转粤汉路直奔长沙，其他人员拟就地休息一晚再去长沙。出事以后，我们徒步走了4天4夜，到10月27日早晨才到长沙。抵长沙后得知，武汉已于我们离开的第二天沦陷了。
在长沙，我找到范长江、于友等同志，住进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记者之家”，和从武汉退出的一批记者住在一起。27日晚，中央社记者刘尊棋宴请我。饭后，他发出一条消息，报道我到长沙和《新华日报》三位记者在嘉鱼遇难的消息。次日，周恩来从武汉乘汽车刚到长沙，也特地来看我，了解当时被炸的情况。
走在红军长征的路上
到了陪都重庆，我在塔斯社改做采访工作。我每天都要爬上高高的观音岩前往市区。国民党的军政机关设在上清寺、两路口。共产党的机构设在曾家岩，《新华日报》远在郊区的化龙桥。
1938年12月，塔斯社记者罗果夫、司克渥策夫和我同去成都、雅安、康定，了解大后方的情况。在成都，先拜访了四川军政要人邓锡侯、王瓒绪，参加了成都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欢迎会。24日，越过海拔3800米的大相岭和3600米的乌鸦岭，到达3年前红军长征经过的大渡河和泸定桥，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打倒土豪”一类的标语。我们骑着三匹高头大马，沿着大渡河和高山峻岭缓缓而行。雪山草地，白色茫茫，我体会到红军长征的艰苦。
我们从雅安走了8天才来到康定。康定有不少藏民，我们访问了新成立的西康省府主席刘文辉，访问了喇嘛庙和藏人家庭。1939年元旦，参加了西康省府成立大典。
在康定访问时，听到汪精卫离渝飞河内叛国的消息，令人懊丧。回程中我们在成都访问了冯玉祥。他说：“汪之投敌打算已非一日，汪听到日本首相近卫说可以和平，无须赔款，就信以为真。汪是利令智昏，心劳日拙。”
被无辜关押五个月
1938年，国共关系由“团结抗战”到开始“磨擦”。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我无辜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了5个月。那是1939年4月8日早晨，忽然有个不速之客到塔斯社找我，说“我们处长请您去谈谈”，我被带到较场口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后来才晓得这是军统新成立的特务机关。那天在里面见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香港《星岛日报》记者王研石，全民社记者黄卓明、《新民晚报》记者刘自勤，还有一个留德的中年人。这些人平时均很少来往，不知为什么同时被抓进来。稽查处副处长王克全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没有读过马列主义书籍，”这类问题。然后把我和其他人陆续关进新辟的看守所。看守所门上贴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单，把我们列为“政治犯”，享受所谓优待。
在较场口稽查处看守所，从4月关到6月，也不审问。有次我问稽查处长赵世瑞，把我们关在这里有什么意思?他说“那倒不是有意思没有意思”，可他就是不问不闻。我们在小小一问看守所里大吵大闹，高唱爱国歌曲，弄得特务们不得安宁。看守所隔壁是审问大堂，晚上常常对抓来的“犯人”严刑拷打，使人们听了难过。我们在看守所里经历了1939年“五·三”、“五·四”重庆敌机大轰炸，屋外燃烧的火光从铁窗照进室内。三个月后，我们几个人被移解到军法处，又送到土桥乡下，不知为什么就无缘无故被释放了。我被关押5个月，王研石因为在稽查处顶撞了特务，骂特务是汉奸，竞被关了3年。我被释放时，有位好心的青年书记官偷偷向我出示一份公文，内中“案由”赫然写着：“国际间谍案”。
由于我在塔斯社工作而莫名其妙的被捕和释放，我曾短期失业，在山城游荡。尽管国民党的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等师长为我叫屈不平，但很多新闻单位都不敢收留我。在反共“摩擦”的时代，沾了点红色，找工作是困难的。1940年5月，重庆《中央日报》缺少一名国际编辑，通过复旦校友凤子(封季壬)找我，这样我进了《中央日报》。在化龙桥编报仅5个月，又转到《扫荡报》任编辑主任。在国民党的官报工作，不合我的兴趣。当时重庆遭到空前的大轰炸，各报出《联合版》。我因缺乏后台，被排挤出《扫荡报》，又失业了。
轰炸下的记者生活
1939—1941年，重庆一直在敌人空袭威胁之下。当时苏联志愿空军走了，国民党空军缺少抵抗力，重庆经常Fl夜遭空袭，居民伤亡数字可观。仅1941年6月6日大隧道被窒息而死的难民即达一两万人。许多报馆均迁至郊区如李子坝、化龙桥等地，傍山挖掘防空洞办公，在防空壕内印报。我在重庆两年，看校样、改稿均在防空洞内进行。中央社把防空洞建在门前，电讯、编辑、发稿均在洞内进行。市中心新街口是各报的发行中心。《新华日报》发行部设在七星岗附近，报童常常受到特务的迫害。
由于空袭关系，各报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报纸大部分靠中央社（包括外国通讯社转发稿）供稿，各报自己的本市新闻和各地通讯不多。外国记者则集中在巴县中学内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派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14航空队，对日采取进攻态势，重庆天空才转为安定，中外记者也才重新活跃起来。
创办《画报》与编辑《画史》
我在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过了两年编辑生活之后，就离开去创办《联合画报》。画报初为中、英、美三国宣传部门共有，1943年1月转归美国新闻处经营，从半月刊改为周刊，四开一张变为四开两张。因为这是后方仅有的一张新闻性画报，以图片和文字、漫画、地图、文艺作品进行战时宣传，很受读者欢迎。销数从两三千份很快增加到5万份。这在当时报刊中是一较高的发行数字。
1944年，因为办画报接触国内外大量图片和战争画册，使我萌发了战后编印一本画史，用图片和文字来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的念头。这本画史要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强调中国抗战的地位。从那以后，我一面编辑画报，一面积累图文资料。抗战胜利我一返回上海，就立即开始这项工作。
一本400页、300万字、含有800余张图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在抗战胜利一周年问世了。在抗战胜利两周年前夕，我与曹聚仁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又出版了。
两本画史的出版，震动了新闻出版界，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申报》说是“开画史界的先锋”，《上海文化》说是“我国出版界一大豪华作也”。
两本画史编印在国共关系日渐紧张的年代，我们还是冒着风险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八路军参加抗战的材料。有人把刊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照片的画史，拿给杜聿明看，他一看就生气，说：“什么共产党领袖!?”
1948年8月14日，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在虹口上海市参议会开庭审判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时，想不到在审判长石美瑜的审判台上竟然放着我编的两本《画史》，那是准备用以印证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暴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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