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可可西里三百天
 刊发时间:2008-11-12 13:55:56 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字体: ]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刘为强,大庆晚报的摄影记者,一个普通的东北汉子。但听了他为了拍摄藏羚羊独闯可可西里300多个日日夜夜的故事,不得不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CPAnet : 您是怎么想到去拍摄藏羚羊的?

刘为强( 以下简称刘) : 识藏羚羊,是因为先认识杰桑.索南达杰。

    1994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野牦牛队”队长索南达杰和队员在可可西里腹地抓获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返回途中索南达杰孤身一人和手持长枪的盗猎分子展开枪战。最后索南达杰不幸中弹。几天后,当人们找到时,他还以射击的雄姿匍匐在可可西里大地,零下48度的高寒天气把这位康巴汉子冻成了一座不朽的冰雕!

    2001年我到西藏采访大庆援藏干部。在昆仑山口我看见了这位为中国藏羚羊献出年轻生命的康巴汉子。这成了我生命里永远挥之不去的可可西里情结。为濒临灭绝的藏羚羊,索南达杰把命都搭上了,作为新闻记者我做点事还不行吗?

    作为摄影人,我很高兴看到藏羚羊“迎迎”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但当我想一睹藏羚羊的风采时,却很难看到这种高原骄子的写真。我看不到没关系,但奥运会来临,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看不到会做何感想?最起码是中国摄影人的耻辱。

    还有,做了8年记者。天天写点小稿,拍点小片,喝点小酒,吹点小牛,占点小便宜。有什么意思吗?还不如做一件与自己、与报社、与社会、与人生都有意义的事儿。

思量再三,我选择了藏羚羊,选择了中国大陆那片神秘而惊险的地带。

CPAnet:您拍摄藏羚羊的过程中最让您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人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让我眼泪哗哗的事特别多。

    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事还是妻子和儿子。

    2006年3月17日。我要上路了。媳妇连夜为我做了一个荷包,是挂在车上的

    那种。荷包不大,是红色的。一个拿惯了教鞭的手,突然拿起了绣花针,虽然绣的一点都不好看,但我能感到其中的情谊。荷包上是儿子的一句话:爸爸,我在家等你!儿子还把自己的100元压岁钱塞在了里面,他说:“爸爸,这回你走得太远,没钱的时候,你可以拿这100块钱回家!“

    出发的当天早上,报社大院里挤满了熟悉的面孔,惟独没有爱人和孩子。我知道不是她们不想送,而是不敢送。我走的当天,儿子自己画了一个表格,上面是是365个空格。四周都是星星月亮的图案,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今天的空格上画一道儿,一直画了300天,一直画到我回来的时候__2007年1月18日。惟独这一天,他画了一个笑脸。在报社迎接我的仪式上,儿子和媳妇都出现了。儿子又用压岁钱给我买了一个奥运会吉祥物__藏羚羊娃娃。儿子讲话时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回了爸爸。“媳妇虽然没说话,但她能站在那里,我觉得已经很难为她了__她比我高大。2006年7月份,当我在可可西里最难熬的时候,她还领着儿子不远几千公里来格尔木看我。知道媳妇要来看我,当然很激动。但媳妇长得什么样,梳的什么发型,穿的什么衣服我都记不清了。日子过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放下相机开车拉着她们去了一趟拉萨。也许是我太自私了,这么多年为了摄影,为了藏羚羊,我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她的肩上,想想真的很对不起她。不是她不让我去可可西里,她是想用她只能做到的惟一的一种方式,阻止我冒险的举动!

CPAnet:十个月面对茫茫戈壁,您的饮食怎么解决?有没有几天吃不上东西的时候?

刘:其实,我在无人区最大的奢望就是:人如果不吃饭该有多好。因为在可可西里吃饭太麻烦,更是负担。每次进山,我带的最多的就是军用的压缩饼干。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吃两块可以挺一天。但这种东西是部队应急用的,总吃胃酸胃胀。10个月我吃了20多桶。再就是天天方便面,现在我一闻到方便面的味儿就想吐。时间久了,身体必须补充能量。高原上唯一不被保护的动物就是高原鼠兔。它是食物链的最底层。我在连载时写过“小鼠兔的大成就”。其实还有一个成就我没说,就是它总能在我需要能量的时候让我吃顿“烧烤”。从无人区走出80里地的时候,一天一夜,只有半块饼维系生命。笨重的专业相机一个都没拿,唯一的行囊是一把刀、一个火机、一瓶水和三张小饼。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怀里揣了一个硬盘:拍过的藏羚羊图片全在那里!我希望与照片同在。

    在平原走40公里,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但在无人区走40多公里,那可是天方夜谭。没有路,只有大概判断的方向。因为是无人区,很可能上万年都没有一个人来过。地面都是那种沙石合灰白土,看上去坚硬,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大坑。没有几根草,唯一的木本植物只有十几厘米高,而且都长的球球蛋蛋——也许这是无人区里唯一的大树了。走了两个小时,一个山包还没走过,可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不敢停留,怕停下再也不愿走;不敢远望,怕看了一山又一山失掉信心;更不敢躺下,怕躺过去再也起不来……只好在心里默默的查数:从一数到一万,再从零开始。一个数就是一步。最后连数数都记不清了,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向前。艾力.伊明大概三十多岁,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往前走。开始速度还行,后来就摇摇晃晃了。开始,三张饼和一瓶水都在他手里,后来我找了一个借口都要了回来。人在面对金钱和死亡的时候都要发生变化:万一他拿着仅有的一点救命饼跑了,我不用累死也会饿死。但给养在我手里,起码可以保证三天之内自己不会饿死,而且我绝对不会扔下同路人自己离开。

    更吓人的是荒野上特别宁静,满世界只有三种声音:一个是自己的气管炎一样的喘息声;一个是剧烈的心跳撞击胸膛的声音;另一个就是又笨又沉的双脚磨擦地面的声音。声音之外间或出现动物的累累白骨,让你想象一个曾经顽强的生命在曾经的挣扎后永远倒下的恐怖。

    走过一山又是山,淌过一水还是水。好象比我人生走过的所有的路还长!

     夜幕降临了。藏蓝的天边挂着一轮冷冷的圆月。估计剩下最后一个山头了。山的那边如果是保护站,就能活下来;如果不是,也就不是了,也走不动了。此时此刻,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渐渐浓烈的夜色中躺下。而躺下的后果只有两个:要么再也不起来,要么白白喂狼。

    临近小山坡的那段路是我用手脚爬出来的。离山顶还有几米远时,心突然悬在了嗓子眼: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祈祷最后的一线生机。而后疯了一样向几米开外的山顶冲去……

    一个白色的小房子闪亮在蒙蒙的夜色中。那就是让我生命靠岸的保护站!

CPAnet: 通过拍摄藏羚羊,您对“藏羚羊”的理解有了怎样的变化?

刘:变化太大了。开始出发时洋溢着很多英雄主义的色彩。总想做男人状,总想征服点什么。一旦真正走进无人去了,就突然发现什么都逃跑了——只剩下大口大口喘气的生命。连按一张快门都很艰难。藏羚羊很美,“更高、更快、更强”的藏羚精神也一直在激励着我。但我更看见了藏羚羊生命中的十大难关!一个人救不了藏羚羊,仅仅是摄影,更改变不了藏羚羊的命运。所以我会尽一个记者的职责为藏羚羊呐喊——声音大小无所谓,我尽力了。

CPAnet:在拍摄藏羚羊的过程中,最让您伤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刘:伤心的事很多。最伤心的应该是一个小沙蜥的死。

    为了能进距离拍到藏羚羊的画面,我先后在可可西里、阿尔金、羌塘和三江源挖了13个掩体。挖掩体难,蹲守掩体更难。天天是天不亮就进去,天黑了才出来。为的就是不让胆小的藏羚羊看见。实在寂寞难耐了就自己温暖自己。有一次抓到了一个小沙蜥。我就把它带回掩体。那几天的日子我和沙蜥过得特别开心。一天,沙蜥从小孔跑出了掩体,我赶紧跑出去追。追了100多米,沙蜥跑不动了,我也跑不动了。沙蜥爬在地上喘气,我也趴在沙蜥跟前喘气:边看边说,看你的色吧,看你还跑不跑。结果第二天,突然看见一群藏羚羊,我着急拍摄,一不小心把沙蜥给踩死了!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在大庆我去过很多次火葬场,送走过那么多好朋友,我一次没哭。这回小沙蜥死了,我真的很伤心,因为它是我寂寞高原岁月中惟一患难与共的朋友!人又如何?

CPAnet:您拍摄藏羚羊所用的拍摄器材是什么?

刘:器材比较简陋。用的都是佳能牌子的。有报社的也有自己的。花掉了我两年的积蓄。机身是EOS-5D 、EOS-20D 和EOS-1V。还有一个佳能摄像机。镜头有佳能16-35mm100-400mm105mm 。还有手动的佳能800mm ,是郭柏林的,最后翻车时还给折断了。还有一台国产的617,一年只用了一次。正常拍摄,这些已经足够了。但拍摄中国藏羚羊就太笨拙了、太寒酸了。

   中途也遇到了几个拍摄野生动物的大手,拿的佳能器材都是佳能公司赞助的顶级产品,镜头比人都长。可谓武装到了牙齿,让我好羡慕。但拍几天就走了,就剩我一个土八路在拍了。没想到,还能拍出一本画册。

CPAnet:以后还会去拍摄藏羚羊吗?

刘:当然会。我会一直拍下去。因为藏羚羊,我改变了很多东西。一个摄影人,光得奖是不够的。摄影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得奖。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藏羚羊、理解藏羚羊、关爱藏羚羊。第一个十年,藏羚羊种群经历了一大浩劫,数量从100万只,锐减到不足1万只。历经十年的艰难恢复,现在已恢复到5万只。但保护藏羚羊的路还很艰难和漫长。如果因为我的摄影,藏羚羊的命运能有所改变,那将是摄影人的荣幸。

CPAnet:我们都知道,您的拍摄过程是很苦的,甚至可以说成有些探险的感觉,您得一个伙伴在中途选择退出,那么是什么支持您完成拍摄的。

刘:同伴是过早的离开了。当时他是报社在100多个志愿者中选出来的。但人在高原,面对生死之时什么都在改变。

我理解他也感谢他。毕竟只有他在那样不是人呆的生死之地陪伴了我3个月。我觉得已经够难为他了。他走时我也囊中羞涩,但我还是为他拿了500元的路费,还买了一兜苹果。在可可西里的3个月,为了我它吃尽了苦头。我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回到大庆,更希望他吃一点甜甜的水果。

两个人都无法生存,剩下一个人就更难了。笑着送走同伴转过头的一刹那,我泪流满面。我也想走——但我不能。在大庆,我发一篇稿子,署名就是刘为强。但在青藏高原,我的名字是大庆晚报,是大庆人。一个男人,说过的话就要算数。真要走了,我丢不起那人。

CPAnet:如果,再要您去一次可可西里,在拍一次藏羚羊您愿意吗?

刘:以后我会一年去一次。不是一次,而是一生。

    中国的藏羚羊保护事业会成为我生命中永远割舍不掉的一种情节。不仅因为摄影,更因为一个摄影人的环保责任。现在,我的画册《中国藏羚羊》很快就出版了。我不敢说画册有多高的水准,但的确是一个摄影人历时300天,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和藏羚羊一起迁徙的结晶。画册的扉页上写着:当你拥有这本画册的时候,你就为中国的藏羚羊保护事业捐出了五元钱。刘为强没钱,但我会把每本的5元钱作为自己对藏羚羊的一份关爱。画册我可以送给好朋友,但你必须给我5元钱——因为那是捐给藏羚羊的,就是我们的市委书记也不例外。

   现在,我正在以《大庆晚报》的名义,号召大庆公民少喝一口酒,少抽一根烟,少吃一根冰棍,每人为藏羚羊“捐出一元钱,奉献一份爱”。

    我也特别希望摄影人都来关注藏羚羊,都来关注中国的环保事业。事不在大小,只要去做,尽心尽力尽忠足矣。

CPA记者:王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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