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摄影终于奋力挣脱了禁区，改变了方向。一时间，一大批年轻的摄影者像苏醒的绿色植物，哗啦啦地，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有勇气、有潜能、自觉自主，个性张扬，激情敏锐、忧国忧民、、、、、他们做事件的目击者也做事件
那时摄影界很活跃，摄影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人又在这些活动中互相感染和影响，比拼和叫劲，他们成了同道成了战友。
这其中，钱捍的名字不容忽视，他在那个时期充分展现着自己在摄影上的才华和张力以及探索进取的力量。我至今记得他当时那种独特的蓬勃的姿态。
如今，新闻摄影和那个时期比起来，更加成熟稳定，从而也有了点偃旗息鼓的味道。那时活跃的摄影人的身影很多渐渐离开了我们的视线，钱捍还依然在坚守在《大众日报》的摄影部。
在摄影界，钱捍以新闻摄影闻名，他时时给朋友带来的快乐更是闻名。
你快乐我快乐摄影快乐-------钱捍访谈
一、那个展览
那次难忘的拍摄
陈：
1988年11月，一个叫《聚焦在改革年代》的展览在北京天安门东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
钱：四五运动之后，新闻摄影方向转过来了，从配角要当主角了。那时应该是中国新闻界最好的时期。记得当时我们省委书记都和我谈要搞批评报道，要用新闻照片鞭策激励社会。
陈：不仅仅是北京，陕西、湖北的新闻摄影群体都冒出来了，大家齐心协力为这个好的环境多添一块砖瓦。正是凭着这些拔尖的摄影新人，《聚焦在改革年代》展览应运而生。当时正巧碰到一个日本朋友愿意出资，大家在一起商量搞一个影览。决议决定：不要北京的摄影记者，在全国选最出色和活跃的，最好能代表东西南北的摄影，最后定了广东的安哥、天津的仇伟军、湖北的金涌和山东的你。
钱：为什么选我们？仇伟军、金涌的基本上都是批评报道。我和他们两个都当年的全国“十佳”摄影记者。安哥社会题材独树一帜，他已经很有名了，已经是大家了。
那时杨绍明领导的当代摄影学会，集中了很多优秀的摄影师。我压根没有想到会选我。可能是我参加1987年和1988年的评选，两届都被评上全国“十佳”的缘故。
陈：你那时干劲很大啊。当时贺延光曾开玩笑说：新闻摄影少不了“金（涌）钱（捍）”。
钱：我那时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重。听到这个消息，又兴奋，又觉得压力太大！我都有点毛了。
陈：我还记得你接到通知时诚惶诚恐的样子。
钱：关键是人定好了，展场定好了，选题定好了，他们三个人的东西成型了，而我没有可以拿出来的照片。参加“十佳”的照片，形不成系列，没有通过。你们明确说：不要以前见过的照片。我很急呀！
陈：你虽然你很锋头正劲，但你的作品还没有体现出你当时的真正水平。
钱：他们几个都是都市题材，你们几个策划人说整个展览一定要有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杨绍明、王文澜、你专门和我开会，制定方针：一定要拍山东农村。
做摄影记者好几年了，我还从来没有拍过反映农村题材的深度报道，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让我重新拍。我脑子一片空白，怕重拍的片子不知道能不能和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的作品能不能对得起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样一个展览。
陈：那时候大家也够大胆的。
钱：选题定好了，王文澜便给我的主任王瑞华打了电话，为我请假，让我拿半个月踏实拍摄，还提醒我：一定要达到素质，达到摄影家的水平。
二、学会用平常的眼光看老百姓的生活
钱：你们建议我选一个地方住半个月，静静拍摄。我选择了山东淄川的峨庄。一个偏僻的有些历史痕迹的老村庄。这时离展览还有一个月时间。记得你在北京给了我指导，很具体。
陈：那时候，新华社为欧美图片社提供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作为编辑，我正在摸索中，对于报道摄影也许仅限于皮毛。
钱：我们在新华社的招待所谈了很多，你叮嘱我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一定要用平常心，“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用平和的眼光、平静的心去观察，从小角度进入。一定要小。真实记录，然后提炼。精神放松、、、、、。”我走了以后，你又写信给我，信我现在还存着。你说：“我了解你，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干什么都能干好。相信你这次一定能唱出最美的歌！”信里你再次告诉我：不要带任何包袱，用平常的眼光看老百姓的生活，尊重拍摄对象，不要干扰他们。这次你不仅是个摄影记者，一定要深进去，提炼生活状态。找到改革开放农民身上微弱的变化，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
陈：我还让你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把自己以前的拍摄方法放弃掉，就拍你眼中的峨庄。后来那组报道就叫《我眼中的峨庄》。
钱：没有开始拍摄时，我茫然彷徨。
进了村，我骑辆破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峨庄不知道转了多少遍。我记得拍了整整15天。按着你们说的去安静地拍。一旦静下心，把自己融进去，就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太多了，有感而发的画面也就出来了-----
“新媳妇推着几百年的磨”，我在旁边看着拍着；“山尖上的学校”，我一上午和孩子们一起上课、还跟着他们回家；“还没睡醒就得出工”，打着哈欠出工，那是平常根本见不到的；“山的皱折”，那张写满岁月的脸是今夕历史见证！我还用了两天时间一直跟踪一位90岁的老妇拍摄。这些日子，真像是把我放在一个真空的盒子里，安静观察四壁。我平常的浮躁在这个山庄一扫而光。
这是我摄影经历非常重要的一课，不瞒你说，后来又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很感激这次经历。脑子开了窍，学会拍摄生活性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也就是后来的“纪实”摄影。
陈：对摄影者来说，这样的拍摄是享受。比乱哄哄的拍摄要强许多。
钱：我把《聚焦在改革年代》看成我摄影的一个新起点，这半个月让我重新认识生活和摄影。拍摄时不想发稿，不想报纸，只需要发现。照片全拍黑白，在影调上力求达到高水准。
20天后，我带着150张放成八寸照片到了北京。心里还是没底啊！
陈：你的照片一打开，中国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表现出来了，照片拍摄和制作都很精良。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成功了，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尤其是那张老人的面孔。在展览期间，很多观众在这张照片面前驻足多时，有的人还忍不住用手去触摸那张面孔。前几天我去你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那张照片，仍然感到震撼。
那次状态那么好。15天就拿出一大组峨庄，还不是一张两张好，是整体，尤其是照片本身素质。说实话，后来我很少看到你那么震撼的照片，与内心那么接近的照片。
钱：没有那次拍摄就没有后来的我。
三、一个令人怀念的好时代
陈：那次对你们几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么多人来帮助你，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你们四个回去准备照片，一大帮人在北京操作。
钱：记得除了杨绍明、还有王文澜、贺延光、许琢、王毅、陈炼一、成卫东、郭建设、你、、、、、
陈：那时的人很纯粹，根本没有汽车，就是一辆自行车，经常要去为这个展览开会、研究、看场地、跑各种展览所需用品。
钱：看起来是我们四个人的展览，实际上是整个新闻摄影界的事情。北京这么些人为这个展览出力献策。你们也许不知道你们的行为给所有的单打独干的摄影记者激励和启发。
陈：我们在展厅呆了好几天。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工人帮我们干的概念，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干，打扫、装框、刷边、裁纸、挂照片，粗活细活全揽、、、、、、就在展览场地吃盒饭，喝凉水。
钱：风气太好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很纯正。把人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谁要不去就好象失去什么。不分京城还是外地，不管是“大家”还是新人。
有一次延光有事自己没来，他夫人来了。来了就卷起袖子和自家人一样干活。
现在办个展，有谁操心？后来这样的展览太少了！
陈：大家都有着紧迫感，却没有私念！
钱：北京同仁不但对我们没一点歧视，还为我们开了研讨会。
陈：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评论，“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聚焦在改革年代》摄影作品展，是由当代摄影学会推选的四位年轻记者的新作。他们是新的变革年代中辛勤的思想者、敏锐的拍摄者、是勇敢探索、走向成熟的中国的布列松们。”
现在看看，呵呵，好高的评价呢！
我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你的作品“一个叫峨庄的地方，一个九旬老妪的沉静生活。她用劳作、用对后辈的爱延续着家庭的生命、、、、、钱捍的黑白片摄影技巧令人赞叹-----强烈而富于韵味、、、、、”
不过文章的结尾处对你们几个还有些保留：“的确，他们四人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担负起完整反映中国变革的影像记录。但如果是四十个人、四百个人、四千个人、、、、大家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未来的力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钱：杨绍明带着那么一支好的队伍，心那么齐，凝聚力那么强，一呼百应。
陈：那时新闻摄影界作品好的还有深圳刘学文、辽宁武进群、河北续铁标等、、、、、后来金涌和仇伟军到哪里了？
钱：仇伟军早就不搞摄影当老板了。金涌现在是深圳特区报福田记者站站长，不拍了，搞文字，研究草原文化，天天唱着草原上的歌。安哥还在摄影界活跃着，搞图片社，策划人本展览、、、、、
陈：《聚焦》是大家认识你的摄影实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钱：〈我眼中的峨庄〉一组照片当年选送参加第32届“荷赛”，其中一张“山里的孩子”入选荷赛年鉴。我很兴奋，在家里又把这组照片摆了一地，还把当时在济南残联工作的李楠叫来，他当时的片子拍得已经很好了。我鼓励他参与“荷赛”，后来他还拿了奖。
陈：80年代后期，令人怀念的还有1988年的“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那次活动，全国各地有130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
参加活动的美方客人以美国联系图片社为主，其中好几位都在国际大赛中获得过最高新闻奖。他们带来
“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10周年”、“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30年”和“摄影术发明150周年"三个展览。展览10天，观众络绎不绝，每日逾万。中国摄影史上把展版一次次挤翻就是那回展览。
钱：我们同美国记者一起，组成国际新闻摄影周摄影记者团，分五个组采访了北京地区10多个点，采访中互交互学，切磋技艺。
陈：除了拍摄，对中国摄影者最有用的恐怕是那三次大型讲座了。美国专家在北京国际饭店多功能厅为中国编辑、记者分别作了题为"世界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图片的编辑工作"和"摄影记者的采访"专题讲座。在坐的第一次那么集中的看了大量国外作品。
钱：台上台下互动。美国摄影家关于新闻摄影的基本观点和做法，对在座的每个人太有用了。我就是在那次重新认识新闻摄影。摄影记者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寻找带有世界性的新闻，并且始终以目击者的角色出现在新闻现场。这里所说的世界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事关全人类的、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事件和问题；其二是指各国读者都想知道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性、民族特征的事件和问题。
四、人民的记者为人民说话
钱：峨庄的拍摄确实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学会了新的方法。
80年代中，我的摄影事业如日中天，一个月有20多天在外面采访。“钱捍”这个名字在报纸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1986年底，有个事情刺激了我。一次我在沂蒙山区采访，一位乡镇通讯员得知“大名鼎鼎”的我来了，立即从20多公里外的山里赶到县里见我。在他激动地让我写一句勉励的话时，我认真问他：“你光知道我的名字，能谈谈我的作品吗？”那通讯员立刻语塞了。我的名字每年在大众日报上出现200多次，但他们却记不起我的作品，这证明我的照片在报纸上只是在填空。
陈：你在到处一片赞扬声的时候遭了沉重一击。
钱：这一击击得我一个多月没喘过气来，一直在思考，从自身、从同事、从报纸，甚至以逆向思维的方式从读者需求去寻求答案。最终找到了原因：墙内没有名记者。
记者干久了，报纸上几乎天天登你的大名，出名还不容易？但报上有你名字不等于读者就记住了你的作品，而优秀的新闻作品在人民大众中产生反响和感染的同时，读者也就记住了你的名字。久而久之，你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名记者。
思维大开，自己的视觉也就开扩了：抓新闻要有全国意识，拍照片要有世界语言。力求让作品“墙内开花墙内香、墙外也要香！”
陈：后来你就有了一连串对得起你名字的好作品：
《一瓶啤酒的价格》----透过一瓶啤酒在不同售点的不同价格，最先用图片揭示了物价急需整治规范的大问题；
《招工市场冷与热》-----1988年的中国合同制招工刚起步，在济南举办的招工市场上，经营无方的国营单位尽管打出大招牌却冷冷清清，而一些郊区的集体企业因设备先进效益好竟成“热门”。当时我分别将这组新闻照片投寄到中央三大报纸，结果同一天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刊用，《招工市场冷与热》当年还获了中国新闻奖；
《贫困县里富与贫》----1989年山东沂水县四分之一的百姓还没有脱贫，县里的大小官僚却盖起了幢幢“小别墅”；其中80岁支前老人躺在破旧老屋中独自一人、艰难度日的的照片最令人称道，这组对比强烈的摄影报道在《大众日报》头版加评论刊发后，又被《中国青年报》和《中国记者》杂志转载，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
《女排累了》-----在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排坛五连冠后每况愈下，与古巴队再次交锋又失败，老将侯玉珠疲惫地坐在场上，表现了如日中天的中国女排开始走下坡路。这张照片成为记录女排由盛到衰的“符号”；
《第七个是男孩》----用一个生动的瞬间抓取了一对贫穷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悲剧；
《身残与心残的撞击》-----济南盲校学生到监狱演出，一个盲童把身边的犯人说得唱得流下眼泪，震撼在场所有人的心。
钱：我在拍摄这幅照片自己也被感动着。我特别强调画面中儿童与壮汉、身残与心残、纯洁童心与悔恨之心在一瞬间的撞击、交流、融化。事后，那位握着盲童手的犯人专门向我要来照片，挂在床头，他说：“这种教育就像刀子扎我的心呀！”
陈：其中最能体现你作为一个优秀记者职业精神的，是你拍摄的黄岛油库抢险、、、、
钱：1989年8月12日，黄岛油库大爆炸。当时我在烟台，和黄岛有200多公里的距离。我是深夜11点多在住的宾馆听到消防车的声响的。心想出事了，抓起相机就向外跑。刚洗完澡，没顾上换下身上穿的背心短裤，跳上最后一辆支援灭火的消防车。
在离火灾现场还有五、六十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半边天都是红的。凌晨三点多我到了火场后立即投入拍摄，身上的汗和混在一起，加上天热大火烤口渴的要死，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第一现场拍下来。在现场我一共呆了五昼夜。
陈：黄岛火灾可能是你遇到的最为危险的采访了？
钱：那时不象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上哪找电话打？我也是到了现场，看到老百姓连门窗没关就跑了，街上空无一人，才知道油库火灾的严重性，如果油灌全部爆炸相当于九级地震。而当时在火场看到有这些年轻消防队员和我在一起，一点没感觉到害怕。后来，我在现场亲眼见到在这场油库爆炸中牺牲的20名消防队员和油库工人，我才感到自己很幸运。只到5天后回到报社发了摄影专题，我爱人才知道全部真情，后怕地哭了……
陈：那段时期，你忠实秉承“我是人民的记者，为人民说话”的优秀传统，所以你两次站在中国十佳摄影记者的行列中。
钱：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期，对新闻摄影我身心投入，得到了很多象全国劳模、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等的荣誉。但那时我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摄影有些贫血-----一景、一物、一事、一人的拍摄，有些浮光掠影，对人类共同的命运、生存环境、情感关注不够，照片还缺乏历史感、震撼力。
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时曾问过下步最想做什么？我说：静下心来到大学里读几年书，补上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高中毕业生所缺少的一课。非常遗憾，直到今天我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还得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陈：2004年，我看到你出版的《目击世纪末》三本画册。
钱：我很感谢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给我拍摄“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两次机会，由于没有任何采访证件，只能从一个旅游者身份去观查，这样心更平和反而有了新视觉，照片也就拍的很生活化，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两个历史性事件更耐人寻味。“长江抗洪”本来也没山东记者的事，我也是夜里硬拱上支援长江抗洪运送编织袋的卡车去的，结果一去就是20多天，上千张照片都是在感动中拍到的。事后，我陆续编辑出版了《’97目击香港》、《’98目击抗洪》和《’99目击澳门》三本画册，合在一起加上《目击世纪末》的书套就算一个普通摄影记者送给上个世纪的礼物。
编完这套画册，我的2000年过得很踏实！
五、我需要有人使劲推我一把
陈：钱捍，我认为你摄影的颠峰期还没有到来你就有放弃的意味了。
钱：（楞了半天）为什么这么说？
陈：四胞胎准备拍到什么时候？你觉得这样拍摄，这样投入有意义吗？
钱：（又楞着，瞪大眼睛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你这把我一下问懵了。
陈：我的意思是记录要有意义。现在提起钱捍，估计很多人只知道四胞胎了。但你不能把你全部的才情都放在这个上面。
我知道你为了这四个孩子一直在做摄影记者之外的事情。你为孩子争取物质上的利益、跑市委为孩子争取抚养费、房子、为孩子母亲争取三年带薪产假和医疗优惠、和朋友一起策划为孩子献爱心的捐款仪式、孩子们的电脑和很多书籍都是你“化缘”来的、、、、这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职能范围，可以感到你对这家人爱的投入。但仅从拍摄来讲四胞胎这样拍下去意义不大了。
钱：你的话好象有人使劲推了我一把。好久没有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了。说句老实话，其实四胞胎拍到现在我感到很茫然了。
陈：有多少人关注四胞胎？四胞胎的拍摄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何在？它值得你这样的一个记者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吗？
钱：这个题材从1992年开始拍，当时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新闻。到现在，在摄影上真有点山穷水尽的味道了，我也不如刚开始那么投入了。年年拍，孩子们的11岁和12岁没什么变化，是该调整一下思路了。
陈：关于四胞胎的拍摄，我不会劝你停下来，但我会劝你冷静思考。这个题材也不是不可以拍，每年都有记录，到这些孩子30岁、50岁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东西，但不能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全搭进去了。摄影有时还真要随心随性，感觉好就往下走，感觉不好就不要因为什么东西硬撑着，赶快放弃。放下是一种境界-------放下是通往自由的唯一的路。
钱（沉默良久）
陈：反而，我认为峨庄可以一次次重返！你用12年记录一个村庄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一个村庄的历史脉络，文化传承、经济发展、、、、
上个月我们去山东做“十佳”摄影记者的评委，一张照片令我震惊：鱼台县刘寨乡，很多老人被儿女们赶出家门，居住在河堤上的草蓬里，他们居住的河堤被人称为“躲儿庄”。它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日本抛弃老人的陋习。很久以前，在日本一些贫困地区，老人没有自理能力了，就会被儿女背到山上喂饲野兽。有的老人在被儿子背上山的路上，不停折下树枝扔在路上。儿子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老人说：怕你下山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山东、在孔子的故乡还有这样野蛮原始的事情发生。
钱：我应该更多的关注这样的事情。记录下来并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陈：我总觉得：你的摄影黄金时代还没来到呢，你就有退下阵来的架势。摄影在你这里的可能性你还根本没有探究，你就去变戏法了、、、、、我只是有些为你可惜。
钱：我已经意识我过早地在事务性的工作中投入太多的精力，我担任摄影部主任已十年了，大部分精力是围着报纸版面转，还有新闻学会各种工作，到下面采访的机会明显少了。
陈：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也损伤了你在摄影方面的锐气。一个摄影师没有作品，我们就感觉不到了他的智慧和心灵的延长。
六、我的前面总是有标杆
钱：这些年来，在我的前面一直闪着一个影子，也是一个标杆吧，就是贺延光。我很少服人，但我服贺延光！他站的高看的远的那股劲，总是鞭策我又让我不好意思。你看他最近几年，每年都拍到好照片。不服不行！
陈：贺延光干活有股“狠劲”。前一段，他到西藏和你们一起参加“西藏24小时”拍摄活动，因身体不适提前回来才几天，我就请他去拍摄100个农民到北京演奏古乐的新闻。应该说他完全可以不来或者点个卯，但是他来了。我很久没见贺延光工作的状态了，那么大的年纪，串上串下，满头大汗整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就没停止拍。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音乐学院拍农民的演奏。他才不把自己当“腕儿”，他旁边全是年轻他二、三十岁的记者。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延光，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这个人工作状态是否有感受。
看着延光的工作状态，我站在一边就想：别人把你当人物，自己可千万别把自己当人物。
钱：固守坚持很重要。现实中有一些力量会动摇我们的坚持。虽然社会是个大学校，但我们和受过正规教育出来的人毕竟不一样。我总觉得我们有那么点爆发力不能持久。
陈：知识背景不好，这是很多摄影人的一种隐痛。但不是理由。
钱：人不是无所不能。其实我们更需要帮助，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留下更多东西。
陈：
其实现在是摄影者孤军奋战的时候了，耐得住寂寞的人往往走得更远。他可能会沉寂地差不多让人忘了，突然会在很远的地方放一个响炮，其他人就追不上了。我一直敬重那些独来独往、精神独立的摄影师。
吴家林、吕楠、雍和、杨延康、姜健、于德水、黑明、、、、、、还有去世的侯登科、还有那些不在我们视野当中却扎扎实实地做摄影的人、、、、、中国现在这样的摄影师越来越多了。一个好的题材会支撑摄影者很多年，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让摄影者的精神不跨。你看，朱宪民三十年拍摄黄河让他多么充实！
钱：如果说原来的标杆只有一个贺延光的话，现在的标杆突然出来一片啦！这个谈话怎么时时让我有紧迫感呢？
陈：你本来就没有死心啊！
七、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陈：虽然拍摄不如以前那么火了，其实你一直还在做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大众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一段文字，有点意思呢-----
“、、、、、培养总编辑。‘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大众传播学的这个讲求效益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新闻摄影的改革。作为报纸的决策者，如果总编辑对新闻摄影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提升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那后续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培养总编辑’这个说法是摄影部主任钱捍提出来的，他认为，总编辑大多是文字记者出身，对新闻摄影的性质与规律缺乏专业化的研究，采取各种巧妙办法提高总编辑的认识水平，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所以，从1996年时任大众日报总编辑的刘广东开始，我们对总编辑的培养已经经历了三代。”你是怎么培养“总编辑”的？
钱：《大众日报》从80年代末一直就在探索党报对“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的思想转变和身体力行最为关键，因此我就充当了这样一个特殊角色。“培养总编辑”最基本的方法是“怂恿”他们去参加高水平的新闻摄影研讨会，多方位地灌输先进新闻摄影的理念以及兄弟新闻单位改革的经验与做法，使他们在身临其境感受新闻摄影创作中的难度与挑战。新闻摄影的研讨会大都气氛活跃，总编辑们在身心愉快的同时也都感觉到受益匪浅，所以参加摄影研讨会的热情非常高。我们的一些总编辑还被彻底拉下水，成为铁杆的摄影发烧友，在体验摄影乐趣与艰辛中寻求一种成就感。
陈：呵呵，我相信你有这种“煽动力”。
钱：在这种情况下，总编辑们不再是新闻摄影改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有话语决断权的、可以一锤定音的改革参与者和策略制定者。《大众日报》新一轮新闻摄影采编的格局、流程与人员安排，实际上就是在分管总编辑的亲自参与下制定生成的。近几年我们的老总结合本报实际撰写的三篇论文在全国新闻摄影高层论坛中获奖。
由于几任总编辑都受到了高层次新闻摄影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我们摄影工作又经历从“图文并重”到“图文相联”，又到“图文融合”大胆探索，现在整个编辑部已建立一套明确的新闻摄影评价标准，并自觉地体现到了各个编采环节和不同版面上。
八、儿子的道路
陈：最近，你儿子钱程的照片《警民接力大营救》引起的反响不小呢！全国20多家报纸、电视台采用，《人民摄影报》在头版发了大照片和摄影报道专版。我还看到在中央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中钱程在叙述拍摄经过。通过他的摄影报道，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还转门批示，对救人的河南民工给予表彰奖励。一转眼，钱程已经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小伙子了。
钱：对于孩子，我不希望他在盒子里长大，而希望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五年前，我让儿子当了兵。新兵连三个月过后再见到他，1、87的大个子，坐是坐、站是站，有模有样，而且他很快就成了一个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成了一个会关心别人的人，为别人着想的人。知道我出差在外面，他就会发个信息过来：“开车小心，系好安全带。”他性情稳定、忠厚，会考虑到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素质。
陈：我记得他很小就回摆弄相机？
钱：因为他从小就看我拍照片，自然而然就喜欢了摄影，在少年宫也学摄影，参加小记者团，到了部队照相机也就不离身了。
陈：你能给儿子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你将怎样影响他的道路？
钱：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学会先做人，怎么用相机去表现人？我的主张肯定是先成人后成才。他今年军校毕业后，我支持他去了最基层的边防派出所。那张救人的照片就是他到任后拍到的。9月26日，许多报纸又发了他拍的《边防干警崂山急救摔伤游人》的照片，也很有现场感。
我现在想，他也许将来不会把摄影当职业，做父母的也不会干涉他的选择。但我希望摄影的经历让他多一个认识社会的渠道。
陈：你平常和儿子讲的最多的是什么？
钱：当然是将来干什么。我告诉他：现在的社会，是要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的。要从浮躁的环境中耐住寂寞，学自己需要的，干自己能干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成大气、成大才，让父母老了跟着你享福。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做人的本份，成就大事的基石，也是我从小至今的座右铭。我希望钱程能从我身上悟出更多的东西。
九、“入错行了”，但不后悔！
陈：那天我们一起吃饭，你又唱又演又变魔术，把大家看得兴高采烈。席间又有人“遗憾”地说：钱捍这辈子算入错行了！
钱：是啊！很多人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演艺界人士。
陈：起码是曲艺界人士。
钱：我的父亲是江苏东海人，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他是个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什么也不会的一介老式书生。他一辈子专攻马列与哲学，文革前是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很少接触人，光看书写书。文革在牛棚里住了5、6年。他认为我只有走读书、考学的路。
你现在看我这样哪里有父亲的影子？父亲的严谨和内向我没有继承，我灵活开朗的性格来自我的母亲。我天生对艺术有强烈的爱好，又好学。至今小时的老师们还记得我“有弦的就会拉，有孔的就会吹”。可我们家历史上就没有搞文艺的。66年自己去学小提琴，拉了八年，很正规地拉《开塞》（小提琴教材）。还去考过梆子剧团、省京剧团。
剧团没去成，高中毕业到工厂当了翻砂工，在四、五十度的温度下干十个小时。翻砂翻的一下把指头翻粗了，琴也拉不成了。我又去学美术，伦勃朗、印象派。因为我的美术字写的好，就去技术科搞机械制图。
那时侯都是自己在社会上闯荡，家庭反对我搞艺术可也管不了我。我喜欢学，一是爱好，二是消磨时间。我本是个自己解放自己的人，学这学那，学了就展现。
学琴没有在舞台独奏过，学画作品没参加过国展。我父亲看不上我，说我
“什么都干不好！”
还是不舍得放弃艺术，由绘画转到摄影。
终于厂里给我买了一台海鸥DF相机，200多块钱的。睡觉也放到床头前，夜里忽然醒来觉得相机快门应放掉才不会疲劳，但又舍不得这张底片，找来我的一幅画翻拍，由于没三角架，相机从折叠椅上滑落到水泥地下，镜头摔扁了！当时的我，呆呆的坐了一夜，后悔自己怎么这样粗心。第二天立即找人捎到上海去修，还要瞞着单位。
1979年，我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第一张照片，火柴盒那么大，报纸放在枕边，又一夜没睡。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贴自己的剪报，20多年过去了，厚厚十几本，要翻起来还真要花点时间。
摄影使我真正找到最能表达我内心世界感受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陈：你是个干什么都像模像样的人。十几年前我们聚会，你一个人又说又唱又舞，几乎成了你的“包场晚会”。你现在在摄影界又以“著名魔术师”著称。
钱：对，我曾多次给年轻人讲：当记者的不能说不会，不会你就不能参与，你就会失掉很多机会，其中包括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摄影记者应是全才、杂家，这对你创造性开展工作会有很大好处。
这几年，我又迷上魔术。可以说是“酷爱”，专门拜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邓宝金为师。变魔术，一是从小就喜欢；二是训练思维，有助于保持手急眼快的本能；三是让大家尽情放松的笑一笑，十年少吗！今天学的魔术明天就想表演给朋友看，每次真刀真枪的表演，演技水平总是大有长进，这是老师说的。
十、人生只有三样东西属于自己：健康、朋友、知识
陈：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快乐汉子”，热闹的把戏而且层出不穷。一年不见，你就又多了几招。
钱：我是个愿意把快乐送给别人的人。对朋友你帮不上太大的忙，只有送快乐才是我最大幸福。
陈：现在的人都缺少真正的快乐。
钱：平日大家难得见一面，只要在一起，短暂的吃饭时间我就愿意给大家带来快乐。看到大家高兴我就更来劲。有人说我太“闹”了。干摄影记者这活太累，不“闹”，岂不憋死！
陈：最近我们一起同路，我听了你的许多“生存哲学“、、、、、
钱：前年我去了趟法国，20多天全部住在法国人家里，真切感受到他们是“生活”，而我们是“活着”。我力求使自己“生活着”，可千万别是“死活着”。这就是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让有限的生命的每一天健康、愉快和充实；
我知道有人对我的负面评价：张扬、精明、自吹自擂、表现欲强；
但我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管别人在说什么；
我要是瞻前顾后，像乌龟一样缩头缩脑，也就不是我了；
每个人都有烦心事，我只是不往心里去，天大的事，躺倒就睡；
对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有的人天天见面不是朋友，有的人一年见不了几次却铁的要死，因为在你遇事最需要人帮助时，总能感到他的奉献与智慧；
人的生理年龄只是增不会减，如果现在50出头的我，心理年龄调整到18，健康年龄调到28，综合年龄不就才38！
我自己认为我的心境很好，在业务上老不服人但在人品上懂得尊重人。我的老师、老领导王瑞华已退休10年，现在我还和他共事于省新闻摄影学会，配合得相当默契。
陈：能够感受到你已经能在生命的轻与重之间找到一份和谐。
钱：和谐就意味着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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