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眼中的世界遗产
编者按：世界各地的自然文化遗产因其独特性而各具风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亲自一探究竟，大多数人只能透过媒体的介绍去认识和了解世界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传播知识，开阔眼界，媒体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得以凸显。无论是风景壮丽秀美的自然遗产还是独具人文
价值的文化遗产，我们都因为摄影师的辛勤劳作而得以一饱眼福。最近我们分别采访了两位以拍摄世界遗产而著称的摄影家，请他们谈谈他们眼中的世界遗产，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或许能够启发我们报道世界遗产的新思路。
周剑生从1994年起,历时8年周游世界，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人类共同的文化和自然财富——世界遗产。其间，他的足迹北至北极圈、南达好望角,遍及77个国家和地区。他克服了种种障碍和困难,用精湛的摄影手法记录下世界遗产的遗址。
周剑生目前长居日本，这次专程回国为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举行专题摄影展。由于周先生工作繁忙，我们的采访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开始拍摄世界遗产的？
周剑生：我决定拍摄世界遗产纯属偶然。1988年，我正在日本留学。一天，在银座的路上匆匆行走，突然看到索尼大楼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秘鲁的空中城市——马丘比丘的巨型图片。我被那印加帝国遗址的神秘景色所震撼，定住脚久久不能离去。心中有个呼唤：“今生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传保护世界遗产的广告片。自那时起，我萌生了去拍摄“世界遗产”的想法。这次在苏州大会期间举办的摄影展是我这8年来的一个总结。
记者：那您是如何拍摄世界遗产的呢？
周剑生：作为个人自费，要拍摄“世界遗产”这样的大题目，必然要面临两个难题，时间和金钱。在这两方面我并不富有，甚至还远不及他人，应该说是勇气和努力成就了我。在拍摄“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拍摄方法，每次出行至少要去六、七个国家，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另外是做好案头功课，决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每次临行前，我都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拍摄对象的资料和地图，据此制定拍摄的路线、方法、角度，最后甚至能将地图印在脑子里，一到目的地就按照计划拍摄，速战速决，拍完就走。
省时省钱是一方面，拍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拍摄原则是宁缺毋滥。世界遗产多是摄影人热衷拍摄的对象，更出现在很多大师级的作品中。我的作品很少与人雷同，这与我的案头工作很有关系。我观摩别人的作品，总是在考虑如何变换角度，尽量避免与前人的重复。
由于资金有限，我经常在拍摄中“土法上马”。比如在拍摄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时，教堂建在2600米高的岩石高原上，且入地十几米深，我计划拍摄它的全貌，又不可能用航拍，这时“土法”就有用了。我找来3根竹竿，用布条将其连接在一起，在竹竿顶端绑好摄像机和照相机，雇了几个当地孩子将竹竿撑起，这样做成了一个“单脚架”。就凭着这随风摇曳的“单脚架”，利用摄像机的屏幕取景，用10米长的快门线拍摄，终于拍到了航拍也难达到的效果。
记者：那既然这么艰苦，您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呢？你认为拍摄世界遗产的意义在哪里？
周剑生：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我认为不仅应向世界介绍中国，更有向中国介绍世界的责任。这些遗产遗迹向人们述说着各自历史的辉煌，展示着人类祖先在创造人类文明上所走过的轨迹。“世界遗产”属于人类共同的财产，它们向人们提示热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与理解、尊重他国的文化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人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以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在自己的民族以外还有其他的民族，要他人尊重自己首先应尊重他人，人应该自豪但切莫骄傲。有一次，在马里染上了当地的传染病，我独自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发高烧。闭着眼，又看到了那徐徐上升环绕在阳光中的烟雾。我想即使自己随那烟雾去了，可我的世界遗产摄影展一定会举办，一定会在中国举办，人们会理解我，我的女儿会以我而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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