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地呈现对象
摄影者、摄影语言和拍摄对象三者的关系，是每一个摄影记者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常常看见在一些媒体上的图片新闻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社会上达到非常好的新闻效果。但是，偶尔也会只看见图片作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作品”存在，摄影艺术效果非常好，但我们读者的视
如1998年，在南方某家报纸上面报道血吸虫病又回来了的图片故事，摄影者以超广角镜头逼近一赤裸的孩子因血吸虫病的侵害而畸变的大肚子。
无疑，这组照片的摄影者的动机是好的、善意的和正确的，他是想向人们传递血吸虫病的卷土重来这一信息。但是，那一张极度夸张的照片的拍摄方法和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诠释应该说是严重失当，以致于此照片在读者的心中唤起了—种伤害感。这种错误足以扭曲对象本真状态，它误导读者的判断，让人无法了解由于血吸虫病的重归及危害，这个孩子的肚子到底有多大?同时这也透示出摄影者面对这一对象时所进行的不负责任的、粗暴的具有强烈侵犯性的言说。
不同的摄影家都有其不同的摄影理由，而不同的摄影形态又有其不同的功能，因而也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特的完整的语言系统、操作方式和规则禁忌。就新闻报道摄影而言，它沿袭了摄影发明伊始便已存在的功能和姿态——观看并言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值得言说的事物，并因此建立起报道摄影的最本质的和最重要的功能——真实地呈现对象。
以上图片的问题关键出在拍摄者搞错了他是在做什么工作，他所从事的摄影活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搞错了自己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应该说是摄影与生俱来的最朴素的和最具有魅力也最充满问题的基本性的功能。
新闻摄影不同于艺术摄影，不要刻意炫耀技巧
新闻报道摄影仅仅去“呈现对象”，对于一些那些胸怀大志、满脑子想法和自我表现欲强的摄影记者们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
但到底有多少人会去注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呢?又有多少人会从这些照片小看出你所使用的摄影语言是多么地精熟地道?
让我们去想象一下：一位市民早晨买了一份《晨报》，他想知道中国禽流感近况。他读了一段文字，看到了某地在宰杀鸡只的照片。他知道了他想知道的讯息：今天禽流感依然猖獗，危险并未解除。看完后，他放下了报纸，那份经过记者精心拍摄的图片与它所附着的报纸也就成了要丢弃的东西——此时，他不会注意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照片使用什么镜头，构图如何，焦点实不实。
他压根儿就不去注意我们的摄影家们最迷恋和最看重的两样东西——“主体的个性”和“摄影语言”。他只是看完了他关心的消息，然后放下这张报纸，上班去了。
如果说有人关心这张冲击力如此大的图片是谁拍摄的，那也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认识的人或同行，“这是某某拍的，拍得还可以”。
问题在于，就摄影者与摄影、对象、受众的关系来说，同行和此摄影者几乎是同一个人，他不等于受众。所以专业性的评价几乎是一种保持此领域的纯洁性和自律性的行业规则，它巩固并推进此行业的成熟和不断发展。但专业性的评价不能等同于社会性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评价，因为就这些报道性的图片的最终归宿来说，它并不是为了让专业人员看到，而是尽一切所能地“让所有人看到”。
几乎大部分的关于报道摄影的问题都出在这个环节上。因为任何一张照片都涉及到三个因素，即摄影者、摄影语言和拍摄对象。如何在报道摄影活动中搞明白这三者的关系，特别是搞明白摄影者(主体)在摄影中的身份和位置，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到不用多说的问题。我把报道摄影活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你们(读者)通过我(摄影者)的摄影(语言)最后看到了对象”。
不要在报道摄影活动中展示自己
我们的摄影记者们对于新闻报道摄影的最终目的即“呈现对象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解和信心，他总以为当他拿起相机面对对象时，已经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评价的权力，而且他认为在摄影过程中如果不渗透进自己的评价，这个摄影工作就没有做完，或者说就做得不够完善。又加上中国的许多摄影记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作习惯和那种“记者”的特殊身份，已经不能使他平等、平静地和超然物外地看待和用相机呈现此一事物。
从事报道摄影工作的记者们千万要记住，不要在你们的报道摄影活动中展示自己。
当然，影像语言的夸张在另一方面也与时尚有很大的关系。
图像可以在感性的表达领域和大众沟通，引起共鸣。像美国当时关于越战的正当性，一直争论不决，等到那张火海中跑出小姑娘的照片和美国大众一见面，形势马上就转过来。因为它跳过了其它一些过程，它以具体的、刺激人的场景让人们无可回避地面对战火与儿童这一事实。还有像失学儿童，一般情况下人们也可能多少知道中国许多地方小孩子没钱上学，那又怎样呢。但是解海龙的照片摆到人们眼前，情况就不一样了。对此图像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应持某种自觉。
新闻报道摄影是一种直接了当的叙事言说，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搞得那么复杂呢?我们知道你情感丰富思想深邃，也知道你的摄影技巧高超，但受众只关心你报道的对象，是“你们通过我和我的摄影直接看到了对象”。搞清楚这三种摄影形态的差别，才有可能明了自己在摄影活动中的准确位置。
因此，从事新闻报道摄影者明白其功能和规则，特别是臻于“无我”之境，将自己在整个摄影过程中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是至关重要的。我站在极远处，人们看不到我的在场，但我心满意足。因为人们看到的这一切，甚至社会因我拍的这张照片而发生了变化都是由我而引起的和发生的，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所在。还有什么幸福可以取代这一切?我为什么非得像个演员一样跑到前台去表演呢?
明确自己的身份，就是说，你不可能代表他们、替代他们去发言，
你不是他们，你只是你自己
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问题，以及摄影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应该是新时期摄影记者普遍为此而困惑的一个问题。
有些摄影家花了笔墨申明自己的身份。确实现在大家都比较看重这一点：即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你的拍摄对象的？现在摄影记者对那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关系模式大多有程度不同的警觉，希望觉得自己和被摄对象是平等的。但这时可能就有另一种倾向：一体化倾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实际上也是农民，或实际上我自己也曾经体验过对方的生活。一种情况是通过种种交流达到某种情感的共鸣，另一种情况是认为自己与对方同属某种群体，即同为内团体的成员、是同类。这样一体化倾向同样需要有种警觉。
明确身份不是强调差异，而是首先要承认差异的存在，对自己与观察对象的差异的认识有利于更客观、更平等地确定相互间的关系。承认差异，明了身份，才能对自己与对象之间可能有的权力关系持某种自觉。否定这一点，就可能对自己潜在的对方的侵犯可能性失去警觉。
讲到对弱势力群体的关注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间的关系，需要作些说明。人文关怀中有精英意识，这不奇怪，人类社会需要有人来思考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于本团体利益的问题。但因为精英意识而强调、突出自己在社会中的精英身份，会让人反感。另外我这儿说的精英意识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具有超越性，但不是救世主意识。
摄影家对弱势群体、对其他各种少数者群体等的关注，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就是说，你不可能代表他们、替代他们去发言，你不是他们，你只是你自己，你看到的只是你眼里的他们。你能做到的，是更多地了解他们，并进而通过你及你的作品让你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也一起更多地了解他们。
慎重处理好被观察者－观察者－社会之间的三者关系
关于相互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被观察者－观察者－社会之间的三者关系。在这里，我把作为观察者的摄影记者和被拍摄者放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有种共谋性。不管拍摄者认为他和他的被摄者是同类也好，还是建立了一种非常成功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好，当你将这个图像公开到社会上去以后，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由于二者关系发展成三者关系，图像的意义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他原本面向的是你，可是当他以同样的眼光、同样的姿势面向社会的时候，可能情形就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当你成功地获得被摄者的信任后，他可能会跟你自家人似的，他把自己无所谓地暴露给你，可是当图像公诸于社会，这种自家人之间的随意就可能成为一种丑陋的暴露，甚至可能对被摄者是灾难性的东西。原先在摄影记者这儿的可能有的价值关怀，随着作品进入社会，既可能使被摄者获得来自于社会的理解、同情及支援，但也可能只是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或种种看客心理。不管图像制作者当初将自己的动机等等设想得多么好，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符号，同语言一样，由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赋予其意义，对这种意义的共通的理解也为人们的互动所必需。在图像中每一个表情、场景、甚至色彩、图案都可能被所在社会的人们赋予特定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图像不同于文字，一般如果不作具体的文字说明的话，作者要让读者读懂他赋予图像的意义，是需要某种相同的文化背景、观念意识的。用图像符号来表达观念在西方很流行，但有一个前提，他们的整个中产阶级有相近的知识、文化的背景，对许多社会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有共通的关心。而这些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大一样。
我们这一百年来，传统社会的许多东西，大换血似地被改造。现在更是急速变化，旧传统、新传统有中断也有延续，多元化之外还有各代人之间的、各个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这儿的图像符号，作者怎么赋予它意义是一回事，而社会上怎么接受它、解读它又是一回事。中间会出现好多误读，有时可能是各种人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来。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摄影记者们处理好个人身份及在拍摄中的位置关系。
（黄裕南系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摄影部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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