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新闻摄影的历史正处在被改写的关键时刻。昔日专业摄影记者独享的“奶酪”被越来越多的人瓜分，新闻摄影乃至整个新闻界面临着来自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日渐模糊的界线

在新闻摄影领域，专业与非专业的界线日渐模糊。早年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刚刚问世之时，和早期照相手机的前景一样并不明朗，悲观与乐观的预言形影相随。但正是傻瓜相机、数码相机加之二者的结合，造就了摄影器材价格的大众化，操作的平民化。如今专业相机和傻瓜相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大多数专业摄影记者已不再使用胶片相机，使用傻瓜数码相机拍摄的新闻照片发稿不再是权宜之计。

对于专业摄影记者来说，在由胶片向数码转变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来自文字记者的挑战。在摄影工具处于价格和技术上具有垄断性的阶段，摄影记者独占图片的新闻资源，素质全面的摄影记者甚至可以客串文字记者的角色，可是文字记者却由于器材和技术的制约而无法介入摄影。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随多国部队首批进入科威特的只有一名中国记者——新华社摄影记者张郇，他一人独自完成了文字和摄影的双重报道任务，创造了中国摄影记者在国际报道中的辉煌历史。但是在本世纪以来的历次国际热点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文字记者拿起了照相机，虽然是准专业的器材配置，但是拍摄质量直逼专业水准。在新华社内部，一专多能已蔚然成风。2001年的“9·11”事件中，是一名新华社驻联合国分社的文字记者在分社办公楼顶上拍摄了飞机即将撞击世贸大楼的瞬间；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报道中，新华社播发的灾情和救援照片有1/3出自文字记者之手。

与此同时，非新闻从业人员中的摄影爱好者也在介入摄影报道。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照片传输手段的瓶颈，非专业人士可以方便地为网上图片机构提供照片。不仅梦想着一举成名的“发烧友”持续不懈地为发表新闻摄影作品殚思竭虑，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现场每一个持有摄影或摄像设备的平民都是摄影记者的竞争者。在海啸灾难和伦敦爆炸中，专业媒体都广泛采用了非专业人士拍摄的影像资料，在2005年7月发生的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中，多家电视台播出的第一现场影像，也是来自一位波兰游客的摄像机。虽然在此之前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过要“动专业记者的奶酪”的念头，他们只是恰好在现场，是新闻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和见证人，他们拍摄影像只是为了见证。但这正是“威胁”之所在，如果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去客串医生、厨师、警察、工程师，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新闻摄影专业训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专业记者的竞争者。英文中把拍摄新闻照片的非专业人士称为“公民新闻记者”（Citizen-journalist），这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是专业摄影记者的潜在竞争者。

通讯社和其它传统的图片经营机构在如上变局中面对的是来自市场的挑战。对新闻资源、采集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垄断在网络浪潮中不复存在，业内一向为之自豪的高质量“专业运作”受到成本低廉的“图片银行”的冲击。由于图片需求的“市场蛋糕”一直在迅速扩张，“专业机构”借助惯性还占据着竞争中的绝对优势，但相对份额正在逐步减少，通讯社和传统图片社必须形成有效的阻击战略，才能在未来图片市场的细分中保持优势。

新闻照片采集方式的衍变也给整个新闻业带来了新的课题，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如何甄别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以往媒体采用权威新闻机构提供的或本报记者拍摄的照片，内容的真实性有基本保障。现在面对广泛的新闻来源，在对供稿者的身份、动机、所处地点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界定新闻照片的真伪无疑是艰难的工作。

照相手机的挑战

伦敦大爆炸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火光血影之间世界为之震惊，它也带来了新闻摄影格局的变化，一直被当作玩具的照相手机为媒体提供了大量纪录爆炸现场的照片，手机照片作为悲剧的第一见证占据了欧美媒体的重要位置，手机的拍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和重视。

这对新闻摄影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照相手机的前途和命运一直是电子制造业一个争论的话题，摄影界对此并未介入，无言中并不承认手机照片作为“摄影作品”的地位。出于职业天性，我一直在关注与照相手机有关的信息，并且对它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尽管手机照片在技术数据方面还很“幼稚”，但是它独特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显示其能量。在美国，大约有六千万人使用照相手机；在中国，从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到普通百姓的聚会，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人们在用手机拍照，虽然专业人士对手机照片的质量不屑一顾，但是从新闻摄影角度来看，在特殊情形下，手机照片会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手机照片的潜力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正如丹尼斯·敦立维在他的文章中所述：“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在预言照相手机将深切改变人们获得和处理新闻信息的方式，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将要来临的、发生在未来事情，但是我错了。”

伦敦爆炸的悲剧事件造就了手机照片作为新闻照片全面登陆的机遇。看似偶然的契机，其实是新的新闻工具不断发展延伸的又一个里程碑。 英国媒体认为，在袭击中手机的使用标志着“‘公民记者’（Public/Civic/Journalist）的真正诞生”。其实，技术的发展，工具的普及都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着悄无声息的铺垫。

2003年春节，新华社播发的一张《手机拜年》的照片被不少报纸用在显要位置，当时，诺基亚7650刚刚在国内市场出现，简易的摄像头拍出的照片数据量只有15kB，拥有这样一款手机却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不过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件高级玩具，没有人注意到它在悄悄“长大”。不到两年时间，韩国三星就推出了500万像素的照相手机，700万像素的三星照相手机也在今年8月投入市场。与此同时，照相手机开始采用光学变焦镜头，也就是说，它越来越像“真正的相机”。

那么拍照手机和单纯的数码相机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呢？从技术层面看，区别仅仅在于手机的通讯功能，但正是由这一点决定了质的差别——手机的通信功能使它成为非专业人士随身携带的必需品，而无论功能再齐全的数码相机也不具备这样的客观强制性。有意识地随身携带相机的专业摄影记者在人群中毕竟只是极少数，照相手机作为“专业队”的替补却在“时刻准备着”。

照相手机的挑战严峻空前，专业摄影记者无论如何勤奋也不可能出现在所有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媒体对来自第一现场的照片并没有技术质量上的苛求，并且照相手机在拍摄的同时具有传输功能，可以从现场不经转换直接上载到媒体系统中，在现场感和时效性上得天独厚。

那么，专业记者的优势将如何体现？新闻摄影作为专业和职业的价值该从何定义？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拍与不拍的痛楚

借用莎士比亚的句式：拍还是不拍，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摄影界时日已久。

所谓“拍还是不拍”主要针对摄影记者面对暴力的、血腥的、悲惨的或者隐含其它负面信息的场面如何选择，当这种选择被打上“道德”的标记时，摄影记者为之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摄影界人士都不会忘记凯文·卡特和他获普利策新闻奖的《饥饿的女孩》。随着荣誉而来的苛责直接导致了这位年轻摄影师的自杀。他活着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拍摄现场注视着小女孩的另外一只鹰；他去世后人们说，他是因巨大的内疚和自责而精神崩溃。可是，没有人为自己发起或参与了对凯文·卡特的“舆论谋杀”而自责。有时我想，批评者们是比按下快门时的卡特更冷酷的人。

今年5月，摄影记者柳涛拍摄的《马路陷阱太坑人》引发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批评者锋芒之尖锐俨然是道德讨伐，辩护者的理性和知性在强大的批评阵容面前显得“苍白”。年轻的摄影记者显然被吓坏了，甚至在面对媒体叙述拍摄经过时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因而引发了新一轮声讨。其实，他只是想尽量取得公众的谅解。

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曾经出现一幅画面：年轻的摄影记者背着沉重的器材在雨中跋涉，寻找着可能出现的拍摄题材，而当他面对摔跤者按下快门的时候，有无数道德家的镜头对准了他，等待批判他犯下的“十恶不赦的罪孽”。可以想象，在铺天盖地的批评中，柳涛受到的伤害并不亚于那位在雨中摔跤的骑车人。

柳涛是新华社图片总汇的签约摄影师，《马路陷阱太坑人》通过新华社的播发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广泛讨论，我作为这组照片的终审签稿人，其实也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我当时如果在稿面上签下“不发”，这组照片就不会见诸各大网站从而引发近乎“惨烈”的争论。从看到这组图片的那个时刻开始，我知道，无论我是否决定签发，我都注定为之承受理性和感性的双重纠缠，虽然我没有料到反响如此强烈。在争论逐步升级的过程中，我无数次自问，如果我预见到这场争论，我是否还会选择签发这组照片？答案最终是肯定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总是要同时面对“马路陷阱”的丑恶和路人摔跤的惨状，无法逃避被卷入似是而非的道德诘难，永远无法从揭示真相的职业责任和怜悯心、道德感的矛盾纠缠中解脱，面对现实，有良知的记者和编辑注定无法免于痛楚。

所以在始料未及的争论中，我保持了沉默。时至今日，我不想重复争论中的种种极端论点，我心中一直大惑不解的是，新闻摄影界存在着“双重道德标准”现象。2002年5月，大连空难后“黑匣子”出水的照片引发尖锐批评，因为画面上的潜水员兴奋的表情刺伤了一些读者的感情。但是，一年后的非典造成死亡的数字远高于大连空难，但解除“非典”的报道俨然是一场狂欢，到处是欢声笑语、鲜花掌声，却无人感觉异样。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最后离开小汤山医院的人员中有一对父子患者，他们的三口之家的女主人死于非典，但是父子两人脸上的笑容和其他人一样“阳光”。之后我看到了北京人民医院在非典中殉职的护士王晶的女儿过8岁生日的文字消息，从记者的描述中完全看不到失去母亲的阴影。我一直庆幸的是这个生日会的照片没有见诸报端。尽管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纪录。

最新的比照是柳涛的照片和得到来自各方赞誉的《无以言表的母爱》（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摄影二等奖，以下简称《母爱》）。我在个人感情上并不认为《母爱》是一张具有“美感”的照片，至少事关一位濒临死亡的年轻妇女的隐私，如果这位妇女不是困难群众中的一员，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关于隐私的法律诉讼。

最新的关于影像的“爆炸性”新闻来自广东，《南方都市报》记者根据读者报料，蹲守5天拍摄了一个抢劫团伙的作案全过程，向警方报案后抢劫团伙被破获。（柳涛在拍摄“马路陷阱”后也给城管部门打电话要求修补路面。）《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这条独家新闻，包括记录作案过程的照片——一名身着夏装的年轻女孩被几个抢劫者按倒在地，以相当粗暴的手法实施抢劫的连续画面。许多媒体转载了这些照片。我在网上仔细搜索网民的评论，无人对摄影记者的做法提出异议；没有人认为记者首先应该“见义勇为”，然后再记录新闻；没有人断言自己决不会拍摄这样的照片；也没有人指责媒体刊登这些照片“缺乏职业素养”。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被抢劫者面对的危险比雨中摔跤者要大得多。我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解读此时的沉默：也许正是巨大的危险使“道德论者”意识到了新闻摄影和记者角色的限度。其实承认限度是履行职业责任的起点。

在对柳涛照片展开的讨论中有一个似乎无法辩驳的诘问，“如果画面中的人是你的亲人朋友，你还会不会举起相机？”那么同样的诘问可以针对《母爱》提出，可以针对《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提出，甚至可以针对非典中最著名的获奖作品提出，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被那个医生的背影震撼过，但是，如果当时背景病床上宣布不治的是自己的亲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感情取向的记者都无法举起相机纪录这悲情时刻。这些诘问都不能否定我们熟悉的优秀作品，所以看似居高临下、颠扑不破的诘问不过是个“伪问题”。

置疑如此高尚的“道德标准”并且提出我的疑惑并不想引发新的争论，更不是想用“道德标准”衡量所有的摄影作品，而是想要指出新闻摄影注定身处悖论，无法赢得其乐融融的大团圆结局，拍与不拍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就像一位网友的文章中比喻的，“新闻传播”这种行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所以，我们不必畏惧被道德舆论妖魔化，拍还是不拍，从我们选择新闻摄影作为职业的那天起，应该不是个问题。在关于《马路陷阱太坑人》的讨论硝烟未尽之时，《南方都市报》的勇气令人看到媒体仍然在力图坚守新闻摄影“见证的力量”。

选择了新闻，尤其是选择了新闻摄影，就意味着选择了痛楚。我们像在雨天赶路的人，明知路上有水坑，明知我们摔跤的瞬间可能被公之于众，但是我们必须负载着伤痛前行。

坚守见证的力量

伦敦爆炸事件之后，我不由地想到，也许有一天，当专业摄影记者在现场思考拍还是不拍的时候，手机照片已经出现在网站的首页，并且占据次日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

但这并不是说，为了争夺新闻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需要盘点一下，面对着“四面楚歌”的竞争态势，传统媒体和专业人士具备哪些优势。我想，在开放式竞争中，最具“市场价值”的是媒体的公信力、记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

公众对新闻的认知中，总是更相信来自权威媒体的信息，就像人们总是更相信大医院、连锁超市、名牌商品。通常传统媒体比新兴媒体具有更高的公信力，这是多年的信誉积累下的“无形资产”，这是我们必须珍惜的资产。

同样的题材，来自“名记者”的报道也会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新华社这样新闻来源广泛的机构，编辑部会更相信来自本社记者的消息，因为本社记者普遍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并且有管理上的制约措施。遇到来自其它渠道的重要消息，比如说渤海湾一艘油轮起火，虽然有画面为证，但编辑部还是要通过本社信息系统核实是否只是一场演习。新华社的图片总汇现在有1000多名签约摄影师，有效扩展了新华社新闻照片的来源，但真实性受到损害的风险也随之提高，编辑部付出更多精力认真核实每条新闻，对刻意造假的摄影师一经发现立刻终止签约资格。新近网上流传的《新西兰发现恐龙》可谓爆炸性新闻，但是可信度很低，所以新华网、人民网等均未出现相关报道。

尽管媒体竞争已是群雄逐鹿的局面，但是我注意到，在不少敏感问题上，媒体还是选择使用新华社的消息和照片。保持并进一步打造品牌的公信力，是媒体生存的立身之本。

即使非专业网站，也非常注意自身的形象，谨慎地使用来自网络的信息，我注意到转贴伦敦爆炸手机照片和评论的“TOM科技”网站特地声明：“TOM科技转载此篇文章，只是为了传达科技正悄悄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从这个简单的声明可以看出，这家网站在最大限度地规避使用网络信息的风险。

对于从业新闻的个体来说，专业摄影师除了个人的专业信誉，还要注意提高技术表现力。记者获得独家新闻的机会越来越少，竞争更多表现在照片的品质上。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是个人竞争力的标尺。

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拍与不拍，而是怎么拍。我一直认为，最好的照片不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而是最适合表现某一主题的照片，最能够准确传递信息的照片。专业摄影记者应该比其他竞争者更理解“正确的角度”意味着什么。在每一个记者云集的大事件中，在每一个贯穿经年的主题中，最终被记住的只是极少数画面。无数表现贫困儿童求学渴望的照片中我们记住了“大眼睛”，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留给我们《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非洲的苦难浓缩为“大手和小手”（《乌干达干旱的恶果》。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摄影记者可以写出精彩的文章，但摄影记者终归是用照片说话的职业，大家喜欢照片背后的故事，那只是大家喜爱某张照片的副产品。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拍下了什么，照片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

在宏观上，新闻摄影界应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即使在社会的置疑面前，业内也应该避免出现非专业、非理性的声音，“大腕们”要当心自己的观点形成“话语霸权”，只要不是非刻意造假或见死不救，大可不必用“道德标准”上纲上线。在对《马路陷阱太坑人》的讨论中，我注意到《中国摄影报》上大众日报图片总监孙京涛的观点，曾经在泰山放弃拍照抱着受伤的孩子下山的孙京涛，这位从未谋面的同行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生动的，我想他应该是最有资格选择“道德批判”立场的专家，但是孙京涛做出了入情入理的冷静分析，只字没有提及自己当年的壮举作为比照。批评应该从本质到方式都是善意的、理性的，而不是极端地无限放大记者的社会职能，令记者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有了健康的职业氛围，才能有健康的专业队伍。

作为个人，我们还必须具备承受伤痛的力量，面对灾难、死亡、腐败，我们的神经无时不在经受考验，责任和感情往往是不能统一的；同样，面对批评和苛责，我们也在经受考验，并且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获得成长的力量。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职业经常要直面人生中惨淡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为了回避自身的痛楚而放弃见证的天职。大多数情况下，悲惨时刻并不会因为我们放弃拍摄而有所改变，摄影的使命是纪录、表现、提供记忆和反思的图像见证。无论不断出新的理论赋予新闻摄影多少附加的意义，新闻摄影应该回归并坚守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见证的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老照片成为唤醒残酷和悲壮记忆的最有力量的佐证，这些60年前的老照片从拍摄技巧上并非无懈可击，多数谈不上光线效果，构图和角度也很直白，有的反差过大，有的感光不足，甚至还有的焦点有些不实。但是它们是战争“铁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反击颠倒历史黑白者的有力武器。当年的拍摄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拍摄了这些照片，有些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画面留存至今并且被反复使用，被后人铭记，并非由于它们的专业水准，而是由于它们特定的见证价值。

摄影记者的天职是见证者，无论新闻摄影的格局如何演变，摄影记者的身份如何界定，摄影者的使命始终是通过摄影见证生活，见证历史，见证人类的成长和成长过程中的一切欢乐和伤痛。

（丁玫系新华社摄影部发稿中心主任  高级编辑）

编辑：鸿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