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都希望参与世界，对国际大家庭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需要这种声音。

1978年，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对外开放的构想，这一转变为我国新闻界能做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中宣部、《人民日报》、外文局和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开始酝酿出版发行一份英文报纸。

在冯锡良的带领下这张报纸的创办者们，聚集在《人民日报》的一栋简朴的小楼里，期待着这个新生儿出生，他们也许难以清楚地想象三十年后的《中国日报》应该是什么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需要这样一份英文日报，世界同样需要这样一份《中国日报》。

当时曾经有人怀疑：“干嘛要办一份英文日报？”到如今已经三十年的历程证明了《中国日报》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结果，它实现了我国对外宣传事业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创新和突破。

在中国出版的第一版英文报纸，要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1827年英国商人马地臣在广州办的《广州纪事》。此后，先后在北平出版《纪事报》，在上海出版《字林西报》、《大英明报》等。这些报纸多是由外国人出资，外国人编辑出版，其中虽然也有中国合营的，但实际上还是由外国人把持，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的利益服务。

解放前，国民党在上海曾办过一阵子《大陆报》，在广州曾出版过一份由国民党地方政府津贴办的英文报纸，办得很不景气，就其内容、规模、销量和影响而言，几乎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报纸。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没有英文报纸。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后，有关领导曾提出，由于我国进入国际舞台后，我们应该有一张英文报纸。1958年外文出版局筹备并设计报样，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英文报纸没有不办成，后改办为时事周刊，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周报》。直到七十年代末，即二十年后，终于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编筹的全国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的对外交往更为广泛，来我国访问、参观和旅游的外国人激增。由于中外语言的差异，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遇到信息沟通的巨大困难，他们抱怨“来到中国没有报纸看，既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了解世界上的最新消息”，感到闭塞，要求能看到一份英文报纸。

外国人的这些意见和要求，引起了中央宣传部门的注意。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满足这些送上门来的读者对象的需要，指定了由《人民日报》负责筹备英文日报。不少同志对新办一张英文报的意义认识不足，看到的困难多一些，中宣部还是把要办一张英文报列入了规划。

《中国日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的形势，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中央新的对外宣传八字方针，是不可能出现这张报纸的。当时，中央强调对外宣传应当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尽可能及时地宣传新中国，介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日报》自创刊之日起就注意根据读者对象的要求来制定报纸的蓝图，确定报纸的版面和内容。除要闻版、经济版、评论版外，还广泛就中国特色开辟特写专栏，介绍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人物专栏，从文化名人到普通百姓，让外国读者的视线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层。另外还有体育、国际新闻、市场行情、外币兑换与金融价格、旅游风情、天气预报，介绍戏剧、电影节目，方方面面，无所不到，摸准了受众心理，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

冯锡良在构想编辑报道方针的同时，把图片运用放在与文字同等的位置，这种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他通过几年的实践确立了《中国日报》的图片风格。

新，就是要讲究时效抓住新闻，求新是报纸的生命，老冯把图片当作版面的独立语言而不是插图与美化手段，他在编前会上根据当天新闻先定图片内容，版面设计先确定图片位置然后再编排其他内容。在他眼里图片不是花瓶、不是易碎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版面的眼睛与灵魂。

真，就是要实事求是既讲成绩进步也讲缺点困难，不要浮夸、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当时，新闻图片很少讲新闻，摆布导演成风，好象不鼓捣一下就不能发表，画面十全十美也虚假致极。许多图片经过三审无审也变成旧闻了，所以老冯要求在版面上让外国读者看到他们所习惯的新闻图片。《中国日报》就是要努力报道真实的中国。从那时到现在，凡是碰到能报不能报的事件时，中国日报都尽可能的予以图片报道。

人，就是要突出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过去的照片见物不见人，不是农业丰收就是工业增产，照片里有人也是领导人居多，外国读者最想看的是他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如何生活的细节。

活，就是要丰富多彩、生动鲜明、引人入胜、克服刻板单调、照抄照转、套话连篇的毛病，要善于用照片说话，让读者看起来喜闻乐见。当时，北京进入三伏天，老冯让我去拍一张市民消暑的图片以配合市政府提出减少工作时间的报道，我到幼儿园拍了一张孩子们吃西瓜的照片，心想这样的照片怎么可能见报呢？没想到第二天竟刊登在头版上，这样的“活学活用”对我的拍摄风格一直影响至今。

大，就是要把图片放大。就是要解放思想，消除余悸、反对没收陈规、敢想敢说敢干，勇于创新。因为建报的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破裂的，都是前所未有的。虽几度遭到非议，出现停办的呼声，但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不清除余悸，就谈不到解决其它的问题，谈不到创新。老冯第一次提到版面要用大照片时，我说领袖的照片当然要用大，老冯笑着说，我是要把普通人的照片放大。大照片经历了若干次从大到小、从小到大的反复过程，人们看惯了烟盒邮票大小的照片，觉得大的吓人，拿这么大的篇幅给了图片太奢侈了，这能刊登多少篇文字啊。我一发现图片小了就去找老冯，老冯情急之下挥起拳头说：“就是要在头版扎个大窟窿”在他不可动摇的坚持下，从头版到每个版都扎了一个“大窟窿”，老冯认为照片是版面的眼睛，好的照片就是眼睛里的精气神，我们就是要睁大眼睛看世界！

1984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中国日报》总编辑冯锡良“慧眼奖”

三十年了，“老冯”这两个字我叫了多少遍，前十年是在嘴头，后来常常是在心头。当然也有其他的尊称，但总不如这两个字顺口，显得那么近。

老冯大我三十岁，像我这岁数时他的身体可棒了，上楼梯都是一溜小跑，而临终前的他已被病痛消耗到了极限，好像身上所有剩余的能量都聚集在眼睛里。他紧盯着我，我一下被钉在那里。

1980年秋，我从部队来到报社。当时，老冯没日没夜的忙碌，几乎没有时间和我这个“大兵”打招呼。后来我们经常在食堂碰面，他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就有了谈话的机会。他说头版要用大照片，为了吸引来稿也要搞大比赛。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睛也是紧盯着我，充满了自信。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大动作，都是陌生的。老冯说到做到，连续三年搞了三届“十亿人民”摄影比赛，大动作带来了大影响。

上了老冯这艘船，我也变得没日没夜了。万事开头难，每到晚上，是我最难堪的时候。头版经常没有合适的照片，我有些怕见老冯了。躲也不是办法，老冯经常推摄影部的门，他总是耐心地从待选的照片里筛选与裁剪，居然有了点石成金的效果，他的眼神里总是充满宽容与豁达，这比任何批评都有效，我更加拼命地去拍摄与通联了。

老冯不但善于运用图片，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文字报道的同时拍摄大量的图片，他当年拍摄的葛洲坝工程的报道就以图文的形势在头版刊出。在他的带领下许多文字记者都像他一样拍出了不少好照片。这对我们摄影记者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促使我们一定要拍得更好。

老冯走了，我才猛然想起，在我们相处的这么多年里，他几乎没有说过我，而总是用言传身教鼓励与鞭策我。告别仪式上，在老柴的“悲怆”乐章中，老冯仿佛在睡梦中聆听。他说过，能听一点音乐的人是幸福的，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夜里，我办公室的录音机播放着这首乐曲，他在楼道里听到了，进来跟我说的这句话。老冯走完了他的成功之路，他幸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但他那独有的目光永远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经过千百年的封闭，终于像苏醒的雄师，向世界发出吼叫。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都在沸腾着：新与旧的冲撞、挤压、伸展、呐喊，千变万化地展现在新闻媒介面前。中国的改革是世界经济史中迄今为止最大的实验，参与者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可谓空前绝后。这样的历史契机，使《中国日报》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图文并重是冯锡良的新闻遗产，这句话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在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冯锡良为蒋齐生的理论进行了可圈可点的实践。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选择，我们已经有了图文并貌的局面，在世界瞩目的中国焦点上，我们是否能继续实践他们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