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一个新闻高发年。今年，既有北京奥运会、神七上天这样的举国盛事，也有南方冰灾、西藏骚乱、胶济铁路列车相撞事故、幼童手足口病、汶川大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奶制品三聚氰氨超标事件等这样的天灾人祸。灾难，在2008年让中国蒙上了悲伤了泪水，也给予了中国多难兴邦的勇气。在所有的灾祸之中，汶川大地震无疑是最重大、最惨烈、最震撼、也是最深刻的；面对大地震，国人的身心激荡到达了一个顶点；面对大地震，媒体的报道传播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从新闻摄影和视觉传播的角度来讲，汶川大地震摄影报道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形态，可以说是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集中体现；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梳理与厘清危机报道的方方面面。今天，借这个机会，试简要地谈谈我的看法，并求教于各位师长与同行。

 

2008年5月12日爆发的中国汶川大地震，与其说是一个自然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使许许多多人的命运，以及许许多多事态的进程走向，随着那一声巨响扭曲、断裂、错位、甚至毁灭。综合来看，新闻摄影在这次历史事件中最基本的使命依然是提供第一手的影像文本，满足当下民众知情的需要，并为后世留传有价值的史料——一如既往的“纪录”。但在此基本功能之上，摄影的“表达”性越来越被大众所需要，纯粹纪录式的照片已难得人心。

 

试具体分析如下：

一、            流动的信息，凝固的意义

从5月12日14点28分开始，网络和电视就开始了24小时滚动报道。以分钟为单位的

信息刷新速度牢牢占据了受众的信道，全方位多角度、声画结合的报道方式为全世界提供了最为全面、详尽和立体的地震灾区报道。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所拥有的“公民记者”为其自发提供第一手讯息；而电视此次的表现更加强势，央视、四川电视台等不但因其国家电视台的身份比网络更显得权威可信，而且将其可视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国家领导人也选择电视直播作为全国总动员的阵地，这就更让它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

这些，令所有纸媒都望尘莫及。许多媒体中人都慨叹：现在已经是电视和网络的天下了！

好在我们有摄影。

当网络和电视的信息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时，照片却能将其中最有意义的瞬间定格在纸上，让人们一看再看，反复咀嚼，植入心灵。视觉传播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源于纸媒需藉此与电视抗衡，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那么，现时纸媒所依赖和仰仗的摄影不再是简单的现场纪录，那些只是“流动的信息”中平凡的水滴，当下需要的是“凝固的意义”——能够表情达意的影像才具有传播价值，人们从照片中想看到的，不仅是“那里发生了什么”——想知道这个尽管去看电视或上网；而是“这种情形之下人的命运和精神”——这才是人们之所以为同类感动的理由。

那些备受赞许的图片，无一不是因为饱含着“情、义、理”。

有趣的是，电视也意识到了摄影“凝固的意义”的价值，每天的报道中，也会反复播出一些“经典照片”，并加以点评，以弥补“流动”带来的散乱。这种方式由来已久。网络更是制作了大量的图片专题以吸引眼球，效果也不错。电视和网络可以借用报纸的优势，而报纸似乎无法借用电视和网络的优势，未来的报纸将如何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确实值得深思。

 

二、            无力的刺激，有力的悲悯

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黑色幽默是：在灾区集结的摄影师比平遥摄影节还要热闹。无论是

专业摄影师，还是业余发烧友，无论是摄影记者，还是艺术创作人，都不想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一些功利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了很多浮躁而肤浅的照片，不断地曝光尸体和废墟，或是牵强地表达灾难中的友善与积极。玩影调、玩形式者也大有人在。甚至有让模特涂上鲜血在废墟上做秀的“观念摄影”。这样的照片无疑有“冲击力”，或是视觉上相当刺激，或是思想上相当正确，但是，它们没有感情，没有温度，没有真正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穿透力。这些影像徒然使人惊吓，或是满足宣传的需要。说到底，它们只是冰冷的图像。

在一场灾难的面前，摄影师需要以一种怎样的情怀工作？

是悲悯。坦率地说，是国人比较缺乏的一种情怀，因为对于死亡和悲剧，我们积习已久地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尊重。比如中国人办丧事，风俗常常一是大摆宴席，二是当众嚎啕，如是方显死得体面与隆重。当然，这里面有民族性的善感乐生，但难免缺少一种崇高和升华。

因而我们常常把悲悯理解错了。悲悯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不是泛滥廉价的同情，更不是虚伪做作的煽情。它是对万物苍生真诚的尊重，勇敢的担当，崇高的责任，它把个人与全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在死亡和悲剧中挣扎的同类感同身受，并以一种庄严和克制的方式表达。但是，它非常有力！

仅举两例。

比如贺延光拍摄的《呐喊》，背景S形的楼房触目惊心，主体人物痛彻心扉的呼唤既是灾难刚发生时的一个自然举动——寻找亲人，又是一种高峰情感释放——把人们初受巨灾时那种最本能最直接最强烈的感情：悲痛、焦急、愤懑、无助、绝望通过一个仰天呐喊强有力地表达了出来。它没有回避人性在此时的脆弱，它遵从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它就像一声悲怆的号角，吹出了压在人们心底的沉痛。

再如路透社记者Stringer拍摄的《行路难》，也是笔者非常喜欢的一幅照片。画面是如此简洁、宁静、苍茫、甚至有些寂寥；但人物的动作、表情、眼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传达着一种坚定、深情、执着、和希望。这三个人，从一片残败中向我们走来，从死亡向生命走来，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故事，又闪烁着圣洁的光辉。他们几乎有一种宗教般的喻意，在昭示着人类在灾难中的精神。我们从照片里看到了累累伤痕，看到了艰巨历程，也看到了顽强的信念。

消弥了感官的刺激，直面着惨淡的人生，有力的悲悯使这些照片久久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让人流泪的同时又生发出深深的思考，并在心底涌起无尽的勇气和爱，去面对与承担。

我觉得这样的影像之于大地震的历史，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后，这样的照片会因为其中蕴含的悲悯，被一再地显现；也是这样的照片，能够让大地震永远不会被忘记。它会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深潜在时光之河，涤荡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永不放弃！

图片编辑应该选择这样的图片，并突出处理。

 

三、            海量的现场，提炼的观点

作为一个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我也担负着报道的任务。在当时，很多时候都是情不自禁；

事后冷静地分析，我有如此的体会。

中国报业的视觉传播发展到2008年，集约化生产已呈现出局部的成熟。摄影记者与图

片编辑的合作日益默契，报纸给影像的空间日益充分，大家的策划意识日益强烈，以摄影专版，系列摄影专题、图文结合等方式进行报道可谓层出不穷，过去那种“一招鲜，吃遍天”的小聪明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海量的现场，更需要观点的提炼。

汶川大地震，让世界聚焦，每天因此产生的职业摄影作品就数千计，其中也不乏精彩之作。面对着如此规模的影像，观者几乎要被淹没其中。肯定不可能就此将图片堆积到版面上，即使张张精彩，最后的效果也是杂乱无章，没有意义。怎样能让纷繁芜杂的影像清晰地呈现在有限的版面上？必须要从这一团乱麻中抽出主线——提炼观点。如果此刻要让图片开口说话，那就要让它说有意义的话，有思想的话。

但是，怎样提炼观点呢？提炼怎样的观点呢？

各路媒体每天都在发表意见，作为周报又有自己特别的一个尴尬：大量的图片都已被日报采用过了。或者说，那些显而易见的观点已经被表达过了。笔者面对着电脑里数千幅照片，一度有些困惑——设想一些标新立异的思路出奇制胜？似乎都显得轻浮和草率。而且，观点必须基于图片来提炼，再好的思路没有图片支撑，还是空中楼阁。

最终，我决定按照最真实最朴素的想法来编辑。在观看图片、以及各种报道的日子里，其实自己积蓄了很深的情感，生离死别，人间至痛，于我心有戚戚焉，在和同事、朋友、家人谈论地震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是“人同此心”。是啊，什么是有意义的话，有思想的话？其实就是人们最想说、和最想听的话。

一遍又一遍地看图片，我自己已成为照片中的一员，我自己在与照片中的人物对话。如此自然地四句话脱口而出：“你可听到我的呼唤？你可看到我的牵挂？你要相信我的坚持。你将铭刻我的人生！”——四个各自独立却又贯穿一气的观点，它们分别代表着伤痛、坚强、良知信义和永恒之爱。我以为，这是我们大家此刻共同的感受，我们大家此刻共同的心愿。我用四段短文诠释了这些观点，而从各个渠道精心挑选的图片则是以强烈的视觉形象让这些观点直接站立在人们眼前。（见版面）

因为这四个版，笔者收到了近百条相识和不相识者的留言、短信和邮件。几乎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是流着泪读完这组报道的；他们把这几个版面保存着，送给亲友传阅；在难过的时候拿出来阅读，心灵获得了极大的释放。

评论家陈建中先生说：“所有的图片像从天而降的传单，提供了枝枝节节和角角落落的所有视觉信息，不断重复着悲情呼唤，在流干眼泪后留下了无助的失落，谁给我们奏响一个视觉上的赈灾‘命运’交响曲？看到李楠做的系列视觉专版，顿觉耳目一新——犹如交响乐的四大乐章，从个体在失落中的悲壮呼号到群体在哀痛后奋发的呐喊，间中贯穿着相助的手和相望的眼，使整个专题把5月12日以来所有的痛和爱，所有的失落和寻求，所有的相助和鼓励，用一种无声的交响诗般的画面帮人们把最后的眼泪擦干，挥手重建一个崭新的家园。”

一个好的观点必然基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它的特质是诚实和朴素，饱含着感情。只有这种特质能让观点深入人心。就报道规模和数量来看，南方周末远不及各地日报，但这四个版面之所以引发了全国读者强烈的共鸣，正在于它说出了大家心底想说的话，以观点取胜。在本报对于大地震报道的总结中，也谈到了摄影报道“丰富了整个报道的气质，为本报冷静的报道注入了炽热的情感，很好地补充了灾难初期本报报道过于冷静的缺憾。”

 

四、            真诚的报道，势利的媒体

应该说，此次纸媒在电视和网络的夹击之下，表现依然可圈可点。较为突出的，正是报

纸充分地运用了包括摄影、版式在内的视觉语言。在地震刚刚发生的那几天，四川的报纸都改用了黑色的报头；全国哀悼日的三天里，全国的报纸不但都采用了黑色报头，头版也全部以黑色衬底进行设计，烛光和白花是采用最多的两种元素。这样一种集体的哀悼，尽显一种真诚的态度。

摄影此间的作为，也比较自觉地集中在彰显人性真善美之上。一向为业内多有微辞的新华社摄影，此次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深入几成绝境的现场，报道及时迅速，图片质量相当出色，成为此次摄影报道的一路主力军。纵观整个地震的媒体报道，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引导舆论、稳定民心、鼓舞士气的目的。

著名的大众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说到：“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激发起来的情感。”

因而，我们发现，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降临后，灾区甚至全国都进入了一个“道德蜜月期”，受灾的人民，积极自救救人，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精神上似乎进入了一种理想王国。这样看，灾难似乎不是一场悲剧，反而要成为一场喜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没有假恶丑，也就没有了真善美，人性恶的一面在灾难中亦有体现，只是没有被媒体纳入到事实范畴中罢了。

也就是说，媒体用真诚的报道一方面擎起了一面高昂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虚拟的环境——只有众志成城，没有任何其它。甚至为了树立英雄，对英雄的采访反而不近人情。另外，对灾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多有回避，恐怕也是同样的悲剧能够屡次上演的原因之一。对灾难的“美化”和“诗化”处理，可谓后患无穷。

另外，这种真诚伴随的，是媒体的势利。其实，此次地震波及面甚广，受灾同样较重的还有甘肃、陕西等地。但是，在媒体上，它们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几乎看不到对这些地区的报道，更没有像汶川周边那样拥挤的摄影记者。因为处于关注的盲点，这些地区得到的救助一度相对不足。人力物力的投入也一度陷入重点集中与无序投放的状态。即使在灾区，青川、文县等受关注程度就不如映秀、北川，以致于该地不得不向上级政府打报告，吁请将自己划为重灾区，以期获得应有的救助。

媒体的聚焦，往往会对选择的焦点反复曝光，而忽视其它。就像摄影，一个时期内某个地区或某种角度的照片比较受关注，大家就会蜂拥而至。能以独立思考的头脑、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平等地关注大众的摄影师，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往往需要假以时日，多次补充复写才能渐趋完整的原因之一。

汶川大地震产生了无以计数的影像，但同时，也毫无疑问地留下了许多空白，没有人去为它们留影。摄影狂热的激情构筑的只是一个残缺的堡垒，从这个角度去说，它没有完成它应该担当的责任。这，不仅是摄影的遗憾，更应该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提出过危机报道的“3T原则”：Tell you own tale；Tell it fast；Tell it all——以我为主告知情况；尽快告知情况；告知所有情况。第一条是指不同位级的媒体和政府明确自身职责，依据受众心理需求，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第二是指信息发布渠道应该畅通、迅速和及时，避免谣言趁虚而入；第三是指报道应当全面与均衡，让公众对灾害的想象能够建立在尽可能多的信息之上，一方面可以帮助公众理解政府举措，一方面可以将公众内心的无力感减小到最低。我想，这也可以作为灾难新闻报道的三个原则。只有以悲悯情怀，真正显示全部真相的报道，才是成熟的灾难新闻报道。

 

(李楠系深圳报业集团总编室副主任、图片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