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 9月 生于黑龙江省依兰。
1948年 任教
1949年 在东北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照像科。
1950年-1957年 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
1958年-1966年 任新华社摄影记者(其中—九六—年至—九六四年担任毛泽东的随身记者) 。
1965-1966年 任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组长。
1975年-1977年 任新华社江西分社摄影组长。
1978年-1997年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现任党组书记、副主席， 中国文联副主席。
代表作品：
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毛泽东打乒乓球》，《毛泽东在庐山〉，《在工厂里》、《茅盾在书市》、《龙口夺粮》、《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颐和园》等。《欢送志愿军归国》先后获德国摄影银牌奖、苏联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金牌奖、古巴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一等奖。《放鸭图》获比利时皇家摄影学会一等奖。出版过《毛泽东》《公仆颂》，《我镜头前的毛泽东》，《领袖风采》，《瞬间之旅》，《我镜头中的伟人周恩来》，《放眼看世界》等画册，１９６４年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老新闻工作者吕厚民接受本网专访 甄学宝摄
吕老夫妇与主席的合影（此照片放大版挂在吕老家中进门处）
7月7日，中国记协网的编辑一行4人来到老新闻工作者吕厚民的家中。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吕老夫妇和毛主席的合照放大版。吕老精神矍铄，和蔼可亲，和他的老伴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弃师从影"的经历
主持人：吕老，您好！
吕厚民：你好。
主持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全国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热潮。大家都知道您曾经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您用相机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今天我们有幸能来采访您，希望您能跟我们讲讲您的照片和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听说您以前是小学老师？
吕厚民：那是比较早了。是1948年的春天，做过几个月的小学老师。
主持人：小学老师和摄影差距似乎很大。您是如何走上摄影道路的呢？
吕厚民：1947年，我在高中学习，那时候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队，就是到农村做一些宣传、发动工作。当时学校让我参加师范训练班，几个月后我被分配做小学教师。当时中国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形势发展很快，今天这里解放，明天那里解放了。年轻人当时都不愿意在家里，都想离开家乡去参军、参干。在这个形势下，我就提出了离开老师的岗位，到外面去。恰逢东北电影制片厂到县里招收年轻的电影厂的工作人员。当时我和同学一起去参加了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了。电影制片厂原来在长春，还是因为在战争期间，长春还没解放，电影厂的一部分就搬到鹤岗，鹤岗在黑龙江省的东北角，我们就到鹤岗去了。后来哈尔滨、长春解放了，我们就搬回了长春。国庆大典以后，东北电影制片厂搬到北京，就是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调一些干部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实际上就是从解放区来的一些干部，充实到刚解放的，刚接收过来的一些部门，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我就从长影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照相科工作。形势发展很快，这时是1949年底。
到1950年春天，中南海需要一些摄影工作人员。组织上就把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调到中南海。到了中南海，我的任务比较单纯，并不是很复杂。因为，当时说在中南海里主要是为中央领导人拍些生活和工作的照片，作为历史、作为党史，留存下来。并不是给外面，给新华社，给报纸提供。
主持人：不是用来发表的。
吕厚民：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外面需要，或者中央领导有些什么活动，外面没有记者来，需要的话就找我们，我们提供一些。一直到1957年，实际上我是中南海警卫局的编制，就是住在中南海里。我们摄影科与主席家只有一墙之隔。
吕老为记者一一讲解 甄学宝摄
给主席拍照很轻松
主持人：您给主席照相不紧张吗？在那种情况下您是如何拍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呢？
吕厚民：当然。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国家领导人。我们刚去的时候很高兴。开始接触也很紧张。但是不至于照相机拿不稳，不会哆嗦。但稍过几天，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后来我们在那儿时间长了就感觉主席又是国家领导人，又是领袖人物，又是我们身边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这样的话，一点一点就熟悉了。对工作来讲，应该是非常方便的。包括后来主席在北京，有的时候跟着主席一块出去，到上海，到农村，到上海郊区，南京郊区，南京的一些工厂。一直到1961年我们到庐山。从个人来讲，从开始，一直到最后，我们自己一张底片都没有留，包括当时认为重复的，不好的，都处理了，自己没有一张两张，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些资料，丢掉了，处理了，很可惜。
主持人：这些真的是很珍贵！
吕厚民：这些都是历史。当时组织上规定是这样，那自己应该按照这个做。自己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和留一手的想法。现在回头看，那一部分应该多留一些。但，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咱们不能违反。
1958年，我们摄影科撤销了，归了新华社。脱离了中南海警卫局以后，我将近三年的时间在新华社上班。我像一般记者一样到全国各地采访。这三年中，我去了朝鲜，并采访了最后一批志愿军归国。这三年，对个人的成长和工作来讲，我学了很多社会知识。因为在中南海里，虽然很重要或者说是非常重要，但是接触社会的机会很少。因为一天到晚，吃、住、行，基本都在红墙里，和社会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三年，我觉得对后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就是了解社会了。
主持人：增加了很多阅历是吗？那么您后来又是怎样成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专职摄影师的呢？
吕厚民：是增加了很多阅历。但是，1961年，上面决定让我回到主席身边。将近4年的时间，别的事我就不干，专门跟着主席。在这期间，给主席拍照片更容易一些，因为进一步熟悉了，和主席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主席对身边的人非常关心，他关心的不是给你解决房子，解决级别待遇等这些个人利益，他关心你的方式是支持你的工作。比如我在主席身边拍照，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包括游泳以后，他没穿背心，上来以后，在那儿晒太阳，手里还拿着烟。我看主席这个很好，很生活化。因为主席也是普通人。我就拿相机对着主席，主席看着还笑咪咪的。这就说明主席非常支持你的工作，他非常信任你，他不会想你给我照相，拿着照片去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期间，虽然是任务很重，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没有紧张的时候。
《欢送志愿军归国》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您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归国》获过很多奖，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您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吗？
吕厚民:这幅作品拍摄于我在做专职摄影师之前。我是1958年秋天去的朝鲜。如果不离开中南海到新华社，这个机会我就没有了。是新华社安排我去采访归国的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军。在朝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志愿军营房活动，和朝鲜老百姓接触。最后拍了一张朝鲜人民军欢送志愿军归国的照片。拍摄地点是朝鲜的咸镜北道省。当时人山人海，一条街挤的满满的。我从后面挤，挤到前面，往便道上挤过去看到前面有一个朝鲜人民军的自行车，一个吉普车。后来我就和朝鲜人民军摆摆手，意思我要拍片，想站在吉普车的车箱上，他同意了。在朝鲜人民军簇拥着志愿军过来的时候，就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在国内，在前苏联，后来在德国都得过奖，1963年在古巴又得一等奖。在古巴得奖，是1963年春天的事情，那时候我和主席在杭州。得奖的消息是新华社打电话给主席办公室说我有一张什么照片，在国外得奖，古巴邀请得一等奖的作者去古巴访问。当时汪东兴是主席身边的大管家，警卫局局长，他把新华社打电话来的这个消息向主席做了报告。主席让汪东兴征求我的意见。本来这个事情，主席可以表态，甚至汪东兴都可以决定。
主持人：他们都很尊重您的意见，是吗？
吕厚民：非常尊重。当时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去南美，去古巴，看一看，增长一些知识，也好。汪东兴就把我的意思向主席报告了。主席欣然同意，批准我去古巴访问。我当时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摄影记者，在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他也没怕我泄露机密，出去以后会被敌对势力策反，收买了，被拐跑了。应该说是，领导对我很放心。
主持人：说明主席很信任您。
吕厚民：组织上包括主席，对身边的人都非常信任。我在古巴呆了一个月，回来以后，在中山公园还搞了一个去古巴拍照的展览，那是古巴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搞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跟主席出差到江西向塘火车站，火车停了以后，主席和身边的四、五个人到下面的苗圃里散步。一边散步，身边的人一边和主席聊天。走着走着，主席想起问我去古巴的情况。我说我回来以后给新华社写了一个内参，把我的感受和情况写了一下。后来又把去的大概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下。主席听完以后，笑咪咪地说："吕厚民你还不错，'短小精干'。"讲了一句鼓励和表扬我的话，结果大家都笑了。这就说明在主席身边还是非常轻松、自然的。主席以身作则，生活俭朴，为国家操劳，非常感动身边的人员。身边的人员到现在为止，只要健在的，每年的9月9号、12月26号，都自觉地到主席纪念堂去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