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早期的摄影著述和摄影评论
吴群 http://www.cnpressphoto.com 2009-06-12 15:54:34 来源:《摄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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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早出现传授摄影知识、照相方法的著述,始于清末同治(1862一一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年问。这一时期北京编译出版的有关摄影著述和教科书,有四种引人瞩目:

一是《格物入门》七卷。清同治七年(1868年)仲春月镌,京都同文馆存版,美国教师丁韪良编译,大兴生员李光祜,河间贡生崔士元润色,总署大臣、扬州董恂定稿。

该书第三卷下章“论光”中,有“论照画”,“其法渐精”,“照画传真”,“照画印字”等小节,都谈论摄影术的发明及实际应用。如说:“数十年前法国有人创照画之法,先将银片置箱中,以海兰(见化学)薰之,于映画幕中将物映于银片之上,其药感光成影,然取出视之不见也,以水银气薰之,影即显现,复以磺碱水洗之,则常存而不灭矣,嗣有人设法照于玻璃或纸上,间有易用他药者,而其理一也”。它谈论摄影的实用价值与卓越性能,说“传真遗像,虽年远犹见其人,人君高拱深居,岂能偏历斯土,举凡宇宙所有,无不可人画图,加以显微镜窥之,恍若亲临其地”。“至官民有此,亦足以广见闻,而资多识”,“西国每遇狱囚蒙宥,必照其像,而有诸案牍,傥怙恶不悛,再犯易于缉捕矣。至极大之用,则在照字印版然,名人笔迹照成,神气宛然,傥印用极多……。”这是晚清京师建立同文馆后,中外教职员工联合编译润色,最早木板刻印的一部关于“照画之法”的发明改进,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功用、效益的著述。

二是《脱影奇观》三卷,木板大字刻印线装本四册。英国德贞医士著,它写成于清同治壬申(1872年),刊印于清同治癸酉(1873年),由京都施医院存版。

全书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还刊出“脱影源流史传”,并刻印当时西洋流行使用的各种照相器材样式作插图,卷末又附录“镜影灯说”(即幻灯机)一篇。内容充实,文理清晰,图文对照简明扼要,它是我国译述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业务图书专著。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完颜崇厚,为该书写了“弁言”,称赞它详述光学、化学、物理及聚光用药之法,“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且刊叙自何人创始,以及何人讲习,精益求精,各极其妙。可见一艺之难专习者,积数十年心力甫能得其奥妙。惟望后来学者,能神而明之,推陈出新,庶不负德贞医士翻译之苦心,且于光学化学中更有进境也”。刑部尚书完颜崇实,喜读此书后立即赋诗题跋:“光学须从化学详,西人格物有奇方,但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可以说,这是北京的大臣、尚书,欣赏《脱影奇观》,最早撰写刊出的一篇摄影书刊评论和一首摄影创造要领的赞美诗。

三是《近世物理学教科书》九卷,共二册。原著者日本中村清二,清光绪丙午岁(1906年),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京师官书局铅印,加线直排线装本,各卷均有木刻插图。

该书卷六为“光”学专辑。共分六章详述“光之直行”、“光之反射”,“光之屈折”,“光之分散”,“光学器械”,“光之波动”等光学成象原理。它适合于实用与教学。如第五章“光学器械”,即对“照象器械”,“幻灯器械”,“透镜”,“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分门别类一一讲解,阐明物理结构实况,使人了解光学的新成就与新技巧、新工艺。它表明:在清末,学部已成立编译图书局,组织专家学者编译多卷本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并将“照相器械”的发明创造、实际应用等条目,都收入物理学教科书中了。

四是《照相新编》二十五章,上下两册。广东新会陈昭常编译著述,顺天府董养源考校润色。约1906年在北京出版,但现在仅见北京图书馆书库收藏的一个手抄本。

陈昭常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曾人庶常馆深造,与维新派学者康有为等人结交来往,1898年和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等人联合,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英文和教学,他编译著述《照相新编》一书,亦在此时期。他1906年为《照相新编》一书作“序”,说“余幼年游学英美诸国,见照像法心窃好之,归遂购具自随,所至辄摄取人物山川诸影,诩然自得。久之与技精者相较,觉有大异,层累研求,始知此事大有学在,且有关于光化,而精神之至与未至,则又于历试之余,心会而默喻之,各国新法层出,放大抄像诸法较论工拙亦极精微,余悉心体认。于今垂二十年虽不敢遂信已术之工,庶乎传神之法,别有领会,因著论二十五章”,其语言文字提法,“复请顺天宿儒董养源君详加考校,凡文与官话未合者,悉改易之,务求质白浅俗,俾初学者一见便解然后已,友人见而称许,并劝付梓问世”。陈昭常在著述中还畅谈他的摄影创作体会,强调摄影贵在有“精神”,说“以镜取影,理无不似,岂知茅形似而无精神,则无论模糊暗淡,不久隐退诸病,一见可辨,即光色鲜明,存储耐久,而凹凸不显,若绽而浮,若浓而渗,对之索然无神气。”这些全是“精神未到”, “有形无神”的弊病。……由此可见,陈昭常是清末我国在海内外长期钻研,悉心体察摄影新技艺的学者,是一位精通照相学,在创作、编译、评论等方面均有建树的“进士”。

北京早期的摄影评论,不局限在一些摄影书刊中,在晚清的历史文献档案中,亦偶而可见。如1898年工部主事康有为上书《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中,就指出:当上方校阅那些拉弓挥刀练武的军队时,“外人亦持影镜自远而来窥”,猎取清军的武备训练实况,“外人拓影,传遍万国”。这是揭露外国人持摄影镜窃取我国重要军事情报的罪恶嘴脸,召唤国民警醒,改进武备,变法图强的爱国奏章。又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谖俩兄弟,在北京恭王府秋水山房合照了一幅题名《昆仲连床图》的合影像,之后又用古色古香的诗笺,各自题诗一首记述此事。其中奕诉题写的七言集句:“次韵照像昆仲连床图”感触甚多,突出了照像的“精巧”,其第二句“古来知者竞谁人”下方有一段注释:“照像之法始自西洋,曩昔都中鲜夥有知者,近年流播日广,中土之人肆此业者甚夥,其精巧迨有过焉”。可以说,这是奕诉(号葆光道人),晚年亲笔书写的一则关于我国照像业发展状况的评论,亲王明确地指出:照像之法,始自西洋,以往在京都鲜为人知,近几年在中国国土已传播日广,经营照像业务的人员已很多,其技艺精巧程度,已赶上和超过西洋照像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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