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悍马”战车和“阿帕奇”直升机，彼得·阿纳特（Petter Annet）洗净身上的硝烟，告别“世界火药桶”的伊拉克，在中国悄然完成了从战地记者到大学教授的角色转换。

惊蛰天。汕头大学，木棉花正红。

“解甲归田”的彼得·阿纳特，如约来到学院的会客室。他悠闲的便装敞开着，顾自从随身的大布袋里掏出塑料罐，把自煮咖啡倒入一只镏花的瓷盅，款款呷了一口，便双手叉在胸前，应诺接受《新闻实践》杂志的采访。

作为国际著名的战地记者，阿纳特从事采访工作超过半个世纪, 到过150多个国家，其中40多年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前线。早在32岁时，他就是普利策奖得主；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现场直播海湾战争，因而获得美国电视最高荣誉——艾美奖。他一生采访过无数的风云人物，如萨达姆、本·拉登、卡斯特罗、贝·布托、阿拉法特、卓别林等。1979年,他还随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起会晤邓小平。可以说，阿纳特的一生，都在采访人家。而今，阿纳特变客为主，成为被采访者，而采访的话题不是战地传奇，《新闻实践》选择的是“横切”：2007年他受聘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以来，也就是这位七旬老人在晚年启始的新闻教学生涯。

“一朝成为老师，你将受教于你的学生”

彼得·阿纳特告诉《新闻实践》，他在汕头大学适应学院“国际化教育”的办学方向，最初开设的是全校性讲座课《战争与国际政治应用新闻学》，还有小班形式的研讨课“英文新闻采写”，主要面向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个有着“水墨画风景”的学府里，他的生活节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体内的生物钟依然如故，还是按照战地记者的“芯片”在运转。

200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阿纳特任教才3个月就重访故地，带领8名学生赴越南采访实习。这是国内新闻学院首次举办跨国采访活动。他告诉《新闻实践》：“事件的用处就在于它们能说明道理，给人以教训、启发思维。回想我在越南的日子，那时还没有卫星和即时通信，从战场回来晚上思考白天的活动，我就是这样理解事件的，有时很久才茅塞顿开。在汕头大学教书，我想也是这样。”

从家门到校门的学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张望着陌生的世界。这个“游击采访组”顺着河内、顺化、岘港至胡志明市的路线，进入越南的纵深地带，零距离地回味阿纳特讲座中《从越战到伊战》、《875高地越战启示录》中采访事例。学生的作业，就是沿途采写今昔比较的新闻，发在自己的博客上，阿纳特则是他们的“战地主编”。

在越南之旅中，阿纳特时常唱起音乐剧《国王与我》中安娜给暹罗国王的孩子们上课时唱的《GettingtoKnowYou》：“一朝成为老师，你将受教于你的学生，这虽是古谚却千真万确”。他说：“我要带给学生的主要是我的国际采访经验，特别是多年的战地报道经验。我的生活将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参观河内军事博物馆时，阿纳特指点着照片和实物给学生讲述战争的历史，不时回忆当时的场景和采访细节，譬如横渡湄公河送新闻稿。在长山国家公墓，埋有1万多名死于战争的越南人。他告诉学生，每次他来越南，都要来这里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尽管因为报道战争他赢得很高的荣誉，但是任何一场战争最终受害的都是平民。

2008年，阿纳特主讲选修课《国际冲突报道与非洲研究》，于是又萌生了带领学生赴非洲采访实践的计划。与赴越采访不同的是，提前3个月就在他的公寓里进行周密的采访选题安排：怎样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非洲，激发学生寻找那些国内关心的新闻选题，包括中非贸易、疾病预防、野生动物、教育普及等。

这次非洲之行，阿纳特还给9名学生增加了“难度系数”，就是要在异国现场采访、现场发稿，发给国内的《中国日报》。

刚踏上乌干达的土地，同学们兴奋异常，从机场去宾馆的路上，大家谈笑风生。谁知阿纳特当众泼了一盆冷水：“为什么没有人担心选题如何采访？”此刻，大家这才注意到，车上只有阿纳特和另外一名同学手中拿着笔和本子。这么一“唬”，同学们乖乖地记住了记者的行规：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笔和本，时刻记录点滴信息。

尽管事先设想过遥远的国度会有多大的困难，结果还是遇到了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缺电少水，蚊群侵袭，采访遭扰……但是，从乌干达到加纳，路途颠簸，阿纳特始终走在学生们的最前头，晚上宿营后，他还要修改和讨论学生的所有英文稿件，有时还半夜起来改稿子。很难想象，这个74岁的老人竟然蕴藏着比年轻人更充沛的精力与体力。

在乌干达北部小城古鲁，有位同学拍了Standard银行的照片，结果被警卫押解到后院。阿纳特闻讯直接找到银行经理，指责道：“你们简直是在践踏新闻自由，是非法的！”那经理推说“误会”，立刻放人。然而，阿纳特不依不饶，举起相机“立此存照”，经理慌忙用手遮住了脸……

在非洲之行返程途中，飞机在迪拜起飞不久发现左翼起火，被迫返航。就在学生们惊魂未定的时候，阿纳特安慰之余却是另一番教诲：“要用心去体会和感受险遭空难而滞留的感觉，以后写稿会用得着。”

跨国采访的教学意义何在？阿纳特告诉《新闻实践》：“中国媒体之前依靠新华社来获得国际消息，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被派往海外采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非常有利于院校教育学生如何进行国际化报道。我的任务，是为中国学生解构战地记者是怎样炼成的。我知道怎样带出去，怎样带回来。学院希望用我的经历来教学，学生就该在实习中积累经验。事实上，现在我的学生已经可以做到了。”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个‘我’”

采访中，彼得·阿纳特对《新闻实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是从一个渔民家庭起步走上记者岗位的，说明一个学生也可以从低的起点成为成功的记者。我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另一个‘我’。但是，一开始不可能马上成为‘阿纳特’，还需要大学的基础人文教育，需要采编的实习。只有具备充分的技能，才有这样的战地采访机会。”

参加跨国采访，毕竟是经过选拔的少数“尖子”，而对于水平参差不齐的多数学生来说，这就需要从英语新闻的ABC启蒙开始。所以，“七十岁学吹鼓手”的阿纳特，数十年的记者经验到底教给学生什么道理？起初上课，他总是满头大汗，怕自己语速过快，讲解内容过于复杂，担心有些同学听不懂，而他在CNN养成的职业性格，又让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而不用歇息。

有学生告诉他，可以听懂“至少70%”，本该为此宽慰的他却更加不安。为了让学生有一个融会贯通的空间，他从电脑里拷出大量的新闻图片，又从互联网上找了很多。从此每堂讲座，他都要结合课程放映20分钟新闻视频的投影。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帮助学生理解的办法：提早印发讲座内容的讲义。

阿纳特秉承的信条是亲历新闻，战地记者的素质让他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倾听能力。他告诫学生：“从你的大学教育和你的第一份记者工作开始，你就要慢慢去采访和撰写新闻故事，这样才会慢慢进步。”

自然，阿纳特自有一套“准记者”的训练操典。

虽然他以战地记者著称，但他仍然认为，本地新闻对公众利益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地区、国家或国际新闻，在任何层面都可获得事业的满足感。于是，他时常虚构一则家庭纷争、一起马路车祸，或者网上搜寻一些社会新闻，将其新闻要素拆解成为若干个“碎片”，和盘托出，然后由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编写“新闻故事”。最后，他“抖”出原稿或者自己撰写的稿子，当作范文分解讲评，使得学生在一次次差异比较中获得采写的要诀。

课余，阿纳特还约请同学外出采访实习。每一次带两名，每一周轮换，采访对象选在大学附近的城乡，事先都有案头准备。到时候，他掏钱雇车，一同驶向那土楼、那茶馆、那古窑、那庙宇、那工厂、那博物馆……

到达现场后，阿纳特便交代：“你们就是记者，这里就是新闻现场，任何人都是你们的采访对象——”

初出茅庐的学生，因胆怯而退却，因率直而遭拒。每每于此，阿纳特就“面授机宜”：不可劈头就说“我想采访你”，而要在不经意的闲聊中获取素材；要在人群中看准可能有价值的采访对象，壮着胆子迎上去。

汕头有座 “妈祖庙”，这位走过150多个国家的战地记者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便叫学生如此采访：为何它在这里跟“关帝庙”紧挨一起？其中经历了什么缘由？究竟有何背景？两座庙宇分别由谁在掌管……

在更广泛的教学层面上，阿纳特布置的作业，是采写身边的人与事，多多益善，百无禁忌。于是，小贩、门卫、剃头匠……校园内外许多不被关注的“草根”凡人，一个个走到同学们的笔下。

不仅于此，阿纳特还对选材规定了“以小见大”的尺度，必须开掘更有深度的社会背景和新闻价值：从摊贩叫价看到市场需求的变化，从门卫的设置发现秩序规范的构建，从理发室的装修引申时尚流行趋势……

采访习作，阿纳特总要每篇批阅讲评。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英语标点和语法的个别瑕疵不太在意，却是“抠”在每篇习作的新闻眼，层层剖析，入情入理。读到称心的作业，他便爽朗地发出笑声，把自己的著作——英文版《我从战场上回来》和中文版《我怎样采访本·拉登》，当作奖品赠予这些用功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