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三贴近”，需要讲点历史。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向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主席在论新闻宣传的著作中，曾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重视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从实际出发，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接受的道理去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还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刘少奇同志也讲，报纸要反映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照搬文件。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的报纸，总的来说，是符合这些方针的。情况发生大的变化，是在五十年代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真理报》、塔斯社经验之后。计划经济那一套，教条主义，过于强调业务性和技术性，僵硬枯燥的文风，使我国新闻业的优良传统受到很大冲击。五十年代中期，群众就反映党报的宣传应当改进，特别是经济宣传，“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翻开报纸“一眼可以看到底”。针对这些情况，毛主席曾经作过很尖锐的批评，并多次称赞《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的比较活泼的文风。新闻界也提出过许多改进的口号，例如“化工作为生活”、“硬题材软处理”、“软些，再软些”等。但“反右”开始以后，这些口号和探索被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被划为右派，新闻改革刚刚兴起便偃旗息鼓。接着是“大跃进”，出现了危害很大的虚夸新闻，“文革”中“假、大、空”新闻泛滥成灾。这些虽然早已成了历史，但影响不可低估。就说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三贴近”，在新闻从业人员中还有一定的阻力，这就和历史的惯性有关。前些年比较突出的是思想上通不通，这几年主要是操作上会不会。我在《经济日报》的八年，实际上是学习实践“三贴近”的八年。由于我深深感到经济宣传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问题相当严重，专业性过强，可读性很差，下决心探索如何把经济类报纸办得更加生动活泼，更有可读性。1986年，我到《经济日报》后不久就提出了经济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想法。当时遇到的思想阻力很大，有的说：“范敬宜是办‘小报’出身的，用这种思路怎能办中央大报”?有的说：“强调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那么宣传中央的政策、方针往哪摆?”有些年轻的同志则认为这种提法缺乏高度、缺乏深度、缺乏新意等等。为了避免被误解，我只好加以“包装”，修改为“和中央精神贴得近些更近些，和实际工作贴得近些更近些，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更近些”，同时还加上了四个意识：增强宏观意识、理论意识、国际意识和建设意识。还提出，要在“三个贴近”的交叉点上寻找重大主题，把“三个贴近”统一起来。在策划重点报道时，一定要找到最贴近群众的角度、方式和语言。后来，这些观念逐步被同事们接受，成为比较自觉的行为。这是一个很漫长很艰苦的工作过程，但也逐步地成为大家的一种乐趣。我在《经济日报》的八年，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加深对“三贴近”的认识和提高对“三贴近”的实际操作能力的过程。这里既充满艰辛，又充满乐趣。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想讲一个实例来说明。
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中宣部去开会。会上，新闻界老前辈朱穆之同志提了一条意见：“现在新闻界对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太不重视，昨晚新华社发了一条重要消息——《1989年我国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回想1958年，党中央提出‘全党动员，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为了这个目标，搞了大炼钢铁，搞了大跃进，砸锅卖铁，劳民伤财，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没有实现1070万吨。可是我们改革开放十年，钢产量达到了6000万吨。这样伟大成就的报道，完全应该放到报纸的一版头条，突出宣传。可是，今天有的报纸只发了一个‘豆腐块儿’，这太不应该了!”当时，我认为朱穆之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不过不知道他究竟批评的是哪家报纸。
散会的时候，我走在朱穆之同志后面，对他说：“穆之同志，您批评得完全正确……”朱穆之同志说：“你知道我批评的是谁?我是批评你呐!你看过今天的《经济日报》了吗?”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说：“我还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不过，我一定补上这一课!”
回到报社，我马上把工交部主任、副主任找来，要求马上派记者到冶金部去采访部长，写一篇《6000万吨钢意味着什么?》，作为补课。两天之后，一篇长达4000多字的述评写出来了，立刻发在12月30日的一版头条。我以为这个课补得不错。没想到过了一天，新华社又发了一条《1989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l0亿吨》，这回我有了经验，马上又派记者到煤炭部采访，写了《10亿吨煤意味着什么?》。接着，新华社又接连发了《198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8149亿斤》、《1989年我国化肥产量达到8600万吨》、《1989年我国美元顺差达到50亿美元》，我都如法炮制，连续发表了五个“意味着什么”。事后，我才知道，新华社连发这五条重大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八九风波后我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流言，意义十分重要。我自己以为这五个“意味着什么”补得不错，心里比较满意。
几天之后，中宣部又开会。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在会上说：“《经济日报》补了五个‘意味着什么’，还算不错，不过，它说的意味着这个，意味着那个，都是从政策、工作、技术上讲的，至于这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却一字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主要应该告诉老百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徐惟诚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便向他保证：“我们一定再补上这一课!”
回到报社以后，我把几位年轻的部主任找到一起，传达了徐惟诚同志的意见，请大家想办法。有一位同志说，要是说什么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那就是衣、食、住、行、用。能不能从十年来这五个方面的变化切入，引申到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这话启发了大家，都认为这个点子不错。于是我决定：搞一套系列报道：“五个变迁”——《吃的变迁》、《穿的变迁》、《住的变迁》、《行的变迁》、《用的变迁》。并且要求记者这回采访，不能光听业务部门的汇报，必须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力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接受采访的记者也兴致勃勃。过了一段时间，这“五个变迁”都陆续完稿，写得都不错。在报纸上连续推出之后，读者反应很好，全国总工会还把这五篇“变迁”收入职工业余教材。我想这样补课，应该受表扬了吧?
没有想到，我又高兴得太早了。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徐惟诚同志又提到了这“五个变迁”。他说：“《经济日报》这五个变迁还不错，和老百姓的生活贴得近一些了，可是还不够深刻。如果把老百姓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和国家重点建设联系起来，让老百姓懂得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就更深刻了。”他举例说：“我的家是个大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八个兄弟姐妹，十二口之家。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什么形象呢?是补了一辈子袜子!因为那时没有化纤袜子，穿的都是棉纱袜子，小孩子们跑几天就穿破了，母亲只能成天为我们补袜子。可是，我们今天的女同志，谁还这么补袜子？为什么？有了又结实又便宜的化纤袜子!可是这么丰富的化纤袜子怎么来的？这几年里国家建设了多少大型化纤企业？辽化、吉化、仪化……投入了多少资金、设备？制造化纤的主要原料是石油，这些年又建设了多少油田？油田建设的前提是勘探，勘探都要在沙漠、荒原、海底作业，何等艰苦！这些，老百姓在穿袜子的时候是很少想到的。我们应该用大量生动有力的事实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会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怎样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而且为了让全国老百姓生活过得好，多少人在那里艰苦劳动……”
听了徐惟诚同志的这番话，我很感动，当场向他表示：一定再补一课，搞一套“五个变迁的背后”。可是，回到报社，向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说：“老范，见好就收吧！‘五个变迁’给读者印象不错，千万不能再画蛇添足了。”我说：“不行，我已经作了保证，必须兑现。而且我觉得徐惟诚同志的意见有道理，我们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最后，大家还是统一了认识，积极分头去做。应该说，那时《经济日报》的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心气真盛，干劲真足。没用多长时间，一套“五个变迁的背后”又出台了。不但没有被读者嫌“画蛇添足”，相反还好评如潮。
就这样，从“6000万吨钢”到“五个意味着什么”，再到“五个变迁”，最后是“五个变迁的背后”，这一大套系列报道，整整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这是一次“三贴近”的实际锻炼，也是一个使全编辑部同志进一步提高对“三贴近”认识的过程。从此，每遇到一些重大报道，同志们都比较自觉地去寻找那个和群众生活贴得最近的角度，为以后实现“好戏连台，此起彼伏”的目标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引之有术。这个“术”，指的是宣传艺术。有了方法，还需要讲究艺术。l993年春天，中宣部在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丁关根同志强调：既要坚持正确导向，又要讲究宣传艺术。我联系在《经济日报》的实际，作了一个发言，讲了舆论引导与宣传艺术的关系。大意是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群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的提高，以及西方和境外传媒的进入，我们的宣传方式需要努力适应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要更加研究宣传艺术。所谓“艺术”，并不是让新闻写成小说，主要是指对宣传报道从总体上“度”的把握，正如绘画要把握好笔墨、色调的“度”，音乐要把握好节奏、韵律的“度”。冷与热，快与慢，多与少，虚与实，刚与柔，疏与密，重与轻，浓与淡，隐与显；以及什么时候需要旗帜鲜明，什么时候需要藏而不露；什么时候需要单刀直入，什么时候需要委婉吞吐；什么时候需要浓墨重彩，什么时候需要轻描淡写；什么时候需要大开大阖，什么时候需要以小观大；什么时候需要大张旗鼓，什么时候需要点到为止；什么时候需要大弦嘈嘈，什么时候需要小弦切切等等，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对象，根据时间、地点、条件随机应变，灵活运用。刻板、单调成不了艺术品。达不到一定的“度”，劳而无功；超过了一定的“度”，适得其反。不论是正面宣传，还是批评报道，都存在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其间的道理也不仅表现在新闻报道上，大至领导艺术，小到烹调技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把宰相之道称为“调和鼎鼐”，就是说良相必须有良厨的本领。良厨的最高本领又是什么呢？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说得好，是“加盐”，也就处理好多与少的矛盾，把握好咸与淡的“度”。这很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我们有些同志不太懂得这个道理，比如，报道先进人物，还总是摆脱不了“高、大、全”的影响，好得使人难以相信，难以学习，结果适得其反。比如有一篇人物通讯，一开头就说：“他，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儿子；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在儿女面前不是好爸爸；可是，他在工作中确实是万人称赞的好党员、好干部”。又如写一个好法官，晚上回到家里，发现有两条鱼，问鱼是从哪里来的，老母亲说是某某人送来的，法官听了大怒，逼着七岁的女儿扶着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冒着瓢泼大雨给送回去。母亲全身湿透，“一路骂声不绝”。这种对先进人物的描写，究竟是美化呢，还是丑化呢？
我经常讲，新闻工作者要学会说话。199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人过六十学说话》：“人到晚年，万事休歇，不免俯仰平生，总结得失，这时忽然感悟：尽管在报海里沉浮了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这里所说的“不会说话”，主要是指不会说群众能听懂、能接受、能入耳入脑入心的话。俗话说“一句话，千样说”，同样的一句话，可以把人说乐了，也可以把人说恼了。在说话问题上，好心不一定就有好报，这里有学问，有艺术。毛主席常说：语言是不好学的，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作为新闻工作者，要随时随地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艺术。比如，有一次我从郑州乘火车回北京，一路上憋着没有抽烟，等到车过丰台，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我才问一位女列车员：“同志，现在可以抽烟了吗？”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抽，不过要劳您多走几步，到两节车厢之间去。”我一听就笑了，明明还是不允许在车厢里抽烟，可是说得委婉动听，去掉一“不”字，效果比生硬的“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抽”要好得多。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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